“D领导一切”何时出现在D的正式文件中？
中国共产D成立之时，就明确自己的政治定位——“中国共产D是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困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在一个城市暴动迅速走向胜利的。而在长期的武装割据的革命战争中，在共产D领导的地区实行的管理方式实质上就是D领导一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中国共产D人发挥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开始发动农民运动，创建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条件所限，当时的根据地往往采取由D的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很大程度上采取原则要求、命令、布告、D内规定和惯例等领导方式进行。譬如在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就采取D的“前敌委员会”、D的“特别委员会”和D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构负责领导相关工作。到了延安，我们D迅速走向壮大，D员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2年的80万人。D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也成倍地增长，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使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配合，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D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一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D的委员会。”该决定要求执行D的民主集中原则，指出：“D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D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D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D的统一领导，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是关于“D领导一切”的规定第一次在D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面对D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的情况，我们D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立规矩”，最重要的就是在关于D的领导方面“建规立制”。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关于健全D委制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各级D组织增强纪律性，明确健全D委制的必要性，指出集体领导制度是D的领导的最高原则，“D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D的重要制度”。“D领导一切”如何体现在新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中？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共成为在全国执政的领导D。新中国如何实现D领导一切，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D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立和形成了保障工人阶级及其政D掌握国家政权、实现人民民主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实现了我国国家性质和制度形态上质的飞跃，具有奠基、开创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序言和总纲里，都明确表述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一重要表述原则规定了中共在这个新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无产阶级，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D领导来实现的。为了贯彻这一根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D就通过《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DD委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DD组的决定》《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D组和组织D委会的决定》等一系列D内规定，在各级政府系统内设立D委会和D组，从而保障了D的意志及各项政策在国家机构中的贯彻执行，这是中国共产D在全国范围内对政府领导走向制度化的重要举措。1953年3月，中共中央把政府工作分为工交、财贸、文教、政法四个口，由同级D委的常委分口负责，并且在各级D委下设立相关的工作部门与国家行政机关的业务部门相对应，进行对口管理，其中以管理干部为主，逐步探索出D对国家事务“归口管理”的制度，从而将D的领导与国家、社会管理紧紧联系在一起。1953年11月，D中央根据D管干部的原则，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国家的一切干部都要按照D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原则实行统一的管理。
   1953年，D中央提出“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开始了正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与经济基础相一致，政治制度也必须进行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宏观架构和法权关系。这部《宪法》旗帜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D”。《宪法》的序言里面强调，中国人民“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