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书评
 
作者：常津珲，中国青年智库团历史研究员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王先生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秦汉至民国的历史找出官僚政治的产生、形态和特征，及其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并从与西方官僚制度的对比中，揭示出官僚政治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颇多卓越创见，因而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下面就几个方面将这本书简单介绍给大家。
一、作者介绍
王亚南（公元1901～1969年），男，湖北省黄冈县王家坊村人（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著名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
王亚南先生早年求学武汉，后弃笔从戎，投身大革命，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在这里，他的人生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杭州期间，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认识了郭大力先生。1928年王亚南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在这一二年中，他相继翻译多本等经济学著作，他自己的著述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王亚南开始崭露头角。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合译《资本论》。关于教学与著述部分，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他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去世。1969年，他因癌症于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身后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译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
王亚南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地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地去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著作有了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以及著名的《资本论》）（合译）。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是基于其对中国经济形态的相关分析对中国官僚政治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有关王先生的具体的学术年表在201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有附。
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其书
(一)成书背景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成书与建国前1947年9月到1948年6月间写成多篇文章整理而成，这样按时间空间限制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是时代背景，1947至1948这一个时间点比较特殊，往前推1946年6月底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起全国规模的转战，而在蒋介石准备内战期间，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出现了巨大危机，在国统区，美国独占中国市场(《中美商约》）、财政危机(发行内外债、增收捐税、增发纸币)，种种条件促使出现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法币大幅贬值，工厂大量倒闭，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大规模征兵纳粮，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破产失业的工人农民在各地掀起了反抓丁、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甚至出现抢米风潮。而此时的官僚资本家（国民政府各级官员）却大肆渔利，大发国难财，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先生探讨官僚政治这一内容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是作者本人，王先生的早年经历给予了他不一样的研究视角，比如他受到西方马克思等人思想的熏陶，对于阶级、经济等有着独到见解；又或者游学海外，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给了他不同以往的研究思维。而这些的具体经历在前面的作者介绍和后文的内容概述的序文介绍中有比较详细的总结，这里便不再多说。
(二)结构构成
    1.出版说明和凡例
    2.目次:
(三)篇章逻辑关系
首先我要谈谈本书的篇章的排序逻辑，序言不多赘言，是王先生的自序。其他篇章可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框架有四篇包括两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是第一篇和第二篇从概念、各国例子将官僚政治的大框勾勒与人们眼前，接着的第二个小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叙述中国官僚政治的表里，即表象和存在基础，这里着重讲的是从大框架的方面说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性。这样就可以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关系联系起来，由普遍到特殊。第二部分只有第五篇，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过渡篇章，仍然是由普遍到特殊，承上启下，上承世界他国和中国大框架，下启中国官僚政治具体小方面。当然单独来看这篇也是很有意义的文章。第三部分是中国官僚政治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有四篇分两个小部分，前一个小部分是第六篇和第七篇分别从思想文化和官僚阶级性质变化两个方面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后一个小部分第八篇和第九篇从经济政治制度角度谈推动官僚政治快速发展的助动力，又或者如标题称两大杠杆。归纳一下即政治、经济、文化、阶级，这很符合一般原因分析的分类。第四部分讲的是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状况下士宦和农民两个对立阶层的生存现状表现，包括第十篇和第十一篇，前者与后者差别是士宦阶层有政治生活而农民阶层没有。这一部分和上一部分很明显可以反映出上面提到的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思想。第五部分第十二篇和第十三篇，前者是对上一篇片尾提出问题的答案，讲的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具体内容不再赘述。后者讲的是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这里我们可以从动静两个角度看，当然这里动态静态是相对的。第六部分，第十四篇至第十五篇讲的是中国官僚政治曾经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历史上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过程。第七部分，全书的结论，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所在，为现在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四)具体篇章内容概述
1.序言
    序言部分是王亚南先生亲自所写，主要阐明了他写作这些文章的研究动机、研究态度、研究过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触和感触以及对《时与文》杂志负责人表答感谢。先说研究动机，动机一是1943年同来华的李约瑟教授两度长谈，临到李约瑟教授离开时提出要王先生从历史社会角度扼要解释中国官僚政治，王先生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王先生去解答。从此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动机二是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比较受关注；动机三与王先生本身的研究领域相关，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王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次言研究态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不少祸患，而当时国人咒怨的官僚资本正是其附属产物，因而在此背景下研究官僚资本就需要抑制住情感上的冲动。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它曾是进步的东西，现在成为退步的象征，它曾较早的出现，又相对明显而长期存在着，对中国产生了极有力的作用。这不是偶然，需要缜密科学研究。研究目标是把官僚政治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再次是谈研究过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触和感触，第一是受到广泛关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新课题，当前中国社会改造实践中的重要课题)；第二是中国官僚政治给人们留下一种永生印象，而王先生希望通过研究把这长久笼罩在观念尘雾中的政治暗影或社会幽灵，在某种限度内让其原形显现出来的。第三是王先生因此加深和扩大了对于一般政治经济、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认识。对以往对中国社会史上想得不够透彻，讲得不够明白的许多问题，现在感到豁然贯通了；一向强调的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着落。最后是对刊载杂志《时与文》杂志负责人表答感谢，这里就不在赘述。
2.正文
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文章开头通过西方政治学家对官僚政治的概括说明和对此的补充修正推论出三点有关官僚政治的特性，或者说是研究角度。（p8）进而认为真正的官僚政治，当做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接着用具体史实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历史阶段，得出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的观点。接下来通过欧洲英法两国的例子回答了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大批官僚究是从何突然产生的，他们这种表现在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性格，到了民主政治支配之下又是如何变质的问题。
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顾名思义这篇就是介绍世界几个著名大国的官僚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以及简单带过的苏联。
第三篇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讲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p29）。延续性问题，先从论究到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点开始说起论述了中国官僚政治在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的事实。而包容性则是通过把它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这里是从父权家长制、宗法制、法律政治及文化事象的教读进行了中西方的对比。最后的贯彻性则是思想文化层面揭露中国专制的官僚政治是如何合理化存在的。
第四篇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是通过设问解答的方式展开，文章开篇提出了几点问题：（1）专制官僚政治作为一个社会体制来看，一般是产生在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我们如其不能把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理解为那种性质的过渡社会，则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究是如何产生的呢？（p40）（2）如其秦汉及其以后的社会仍是封建的，在那种封建社会基础上为什么也能产生专制官僚政治？它与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点何在？（p43）3.由中国封建制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制的中国专制官僚政体，直到秦代始当做一个社会体制实现出来，其实现的历程如何？在秦及其以后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完全是地主经济的？如其不然，将作何解释？(p47)并进行了解答（p50）。
第五篇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开篇先讲欧洲的君主、官僚们有二重社会性格，用过度社会阶段解释：其一是，在贵族与资产者斗争白热化的阶段，他们自曾分别权衡个人利害关系，或者是更保守的站在贵族方面，否则就是更积极的站在资产者方面；其二是，他们即不站在任何方面，那亦不会妨碍他们对于被支配者的社会统治地位。而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我们那些专制君主与官僚们的社会性格或其阶级关系，仿佛愈研究就愈像不可捉摸。从而引出中国的超阶级社会群——士大夫阶层，即官僚阶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而官僚、官僚阶层头上都顶着皇帝。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p55）而“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全体官僚之间”以“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显然就是“一般官职的精神”了。
第六篇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开篇提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p62）这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就是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备有以这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教义。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是“三位一体”。儒家学说在历史上不断吸收他派别宗甚至外国的内容从而得到发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官僚统治一日没有根本变革，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主义、纲常教义便一日要成为配合那种统治的支配意识xt；另一方面又因为专制官僚的封建体制，比之过去贵族封建社会秩序，毕竟有了更大的变异性、流动性，单是那种支配的意识xt，难免形格势禁，在统治上不易收到运用自如的效果，于是，每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以孔子名义进行吸纳变化，扩大其精神支配影响，但不论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大成至圣先师的招牌。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自孔子学说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宗正统以后，在实质上，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贵族化了。这一来，本来在一般人眼中看得有些迷糊的中国官僚社会阶级关系就似乎因此显出了一个明显的轮廓。”（p74）
第七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贵族是“生成的”统治者，而官僚是“做成的”统治者，前者靠血统、家世取得统治地位，后者靠学识、能力或治绩取得统治地位。但官僚可以渐渐向“生成的”方面转化，可以“把‘生成的’作用”加大。（p75）即官僚贵族化。原因有四点，（p76-78）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利情形推动官僚阶层向门阀发展，而门阀的发展导致了历史上多数分立割据局面。当然不能忽视的是与官僚贵族化相伴而生的农民农奴化的加深，致使大量的破产农民沦为匪寇或私属。
第八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和第九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两篇可视为一组文章。王先生认为两税法和科举制两个制度的推行，是“结束中古封建变局的后事”的解决办法。前者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后者是“围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这两个制度的“大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
第十篇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这里王先生认为官僚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中国士宦的政治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联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本篇的内容通过谈及经济上的士大夫的经商和政治上的贪污腐败来勾画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第十一篇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已充分地从相反的方面显示出其对极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轮廓。上篇已经谈了官僚，这篇主要谈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生活很悲惨，从初夜权、裁判权以及关于农民移住与婚姻的干涉权等方面的论述将中国农民的自由做出了一般属性的归纳。中国农民受到困苦，虽然与贪污、高利贷、各种差役、地权兼并、差役摊派的打击密切相关，但实际上是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于繁多导致，与外国农民相比中国面对的是官僚集团的层层剥削。
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中国的官僚政治的社会阶段已超过二千年。在这期间，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进步，只能说过于缓慢和固化，直到现在，（这里的现在是指王先生写下这篇文章的1948年）还不能脱却半封建的状态。这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密切相关。而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本来在战前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社会史性质问题论战中已被附带提论过，但正式被提起却是在抗战期间，那时中国进步论坛上曾一致“鸣鼓而攻击”日本侵略主义代言者秋泽修二，进而各位学者争相提出自己的观点，王先生在此将诸学者观点总结，并展开自己论述。
第十三篇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有导论性质。在第十三篇中王先生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现代化怎样才能开始，怎样才能突破前述的“治乱相循”的延滞局面。其二是说明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不能把传统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只是改变或转化它的存在形态。
第十四篇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之覆败、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和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是一组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分别论述“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即“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第二阶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以前、第三阶段是由抗战直到现在”。对这三个阶段王先生分别称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和“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
第十四篇主要讲了第一阶段旧官僚政治的覆败过程，通过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串连说明：太平军革命，反满清，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戊戌变法，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不反对清室；辛亥革命，反清室兼及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借此拉开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的序幕。
第十五篇主要讲了第二阶段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新的政治面孔登上历史舞台。文章通过对长野朗观点（p174-175）的驳斥论述了旧官僚政治的基本内容，进而从政治好经济上以国民革命运动和北伐为基点论述了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四件事体（p179-182）。最后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新旧官僚政治的分野（p183-184）。
第十六篇主要讲了第三阶段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这一时期新的官僚政治在战争的哺育下迅速成长，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买办金融结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成为整个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沉重负担，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王先生借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来反映政治，即用官僚经济去看官僚政治。
第十七篇中国官僚政治前途，这篇我想要作为精读篇来展示给大家，而选择这篇的原因呢，很简单，这是整本书的结束篇也是王先生整个研究的结论篇，是整本书的精华所在，即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本篇王先生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是：其一，“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其二，“官僚(政治)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关于第一个问题，王先生说：“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关于第二个问题，王先生说：“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同时他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国家”，“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作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个人观点是王先生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很好，但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些过于乐观了。对这个问题，他应该说，“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对于王先生回顾的官僚政治存在前提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前资本社会的或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或者之前的论述中，“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而我们也是容易由秦代专制官僚政治实现的过程来明确予以证实的。”然而王先生所指的“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的产生与消亡与“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与消亡并不完全在时间上吻合。中国封建的地主经济至少在春秋时期即有之，但是，当时是贵族世袭制，完善的官僚政治还没有兴起。而时至今日，“封建的地主经济”早已消灭，但是，“官僚政治”现象却依然存在。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官僚政治的表现还是司空见惯的。政治、社会、经济中的“官本位”现象随处可见。做官有种种好处，所以芝麻小的官都成为许许多多的人不择手段的争夺的目标。所以，这个论证并不完全。
王先生对第一个问题过于乐观的回答，应该是其感到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的结果。(此句之写参考了周祥森先生的意见)但希望终究只是希望，可能也终究只是可能。过于乐观往往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不过这个不足还是很轻微的。
3.附录
附录部分有两个内容，前者是王先生的学术年表，前面在王先生的简介中已简单提到，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篇则是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胡培兆教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写些感想，便有了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这篇文章，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导读性的文章，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本书内容。
三、评价及感受
(一)评价
1.正面意义
从此书的学术价值说，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书，而且是一学术评论部“好书”，具体地说，是“理论色彩最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因而“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
作者首先从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引入了“官僚政治”的概念，并以之作为观察问题的角度以论述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发生、发展和前途问题。由于概念新、视角新，再加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此书创见很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是“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孙越生)。
它虽然是论述政治制度，但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书。这就是《研究》既重史又重思：因有可靠的史，故结论坚实、令人信服；因有独到的思，故新颖透彻、趣味无穷。而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书则主要在史，而不在思，平铺直叙，教材味浓，不免乏味。
《研究》的理论思维、研究方法都是值得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借鉴学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中长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世界学术的眼光，长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中国学问的根基，甚至悉秦汉者不知唐宋，精隋唐者不懂明清，究俄国者疏于德法，明美英者昧于日韩，而理论修养的不足，又使不少的学者在论述问题时往往满足于具体事象的考证描述，难于显示认识的高度。学问必求通达始有可观，而此通达且有理论支持方为可贵。《研究》在通达和理论两方面都堪称典范。
2.不足之处
《研究》是有不足的。作者对上述第一个问题回答过于乐观，真正的不足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王先生应是受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即阶级对立启发而想到官民对立(孙越生)，并由此出发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前苏联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用“二千年官吏与农民的国家”来指中国中古历史阶段的政治情状(第30页)，可能也使王先生肯定其官民对立的立论视角的正确。可以说，从官民对立出发来研究官僚政治，本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王先生似乎把这种官民对立强调过分了。实际上，中国的官僚机构及其官僚，如同全世界的官僚机构及其官僚一样，还是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这种管理与民的利益及其愿望也是一致的。没有这种管理的情形是不堪设想的。诚然如王先生所说在官僚政治下官吏是对君主和其上级官员负责的，而不对人民负责。但如果官员不能有好的政绩甚或有恶劣的政治表现，就会影响其政治前途，这也不能完全说官员的行为不具有向民众负责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有两个面，只强调一面的做法，是不好的。
    其二，从《研究》全书的论述看，不免感到是笼统了些，不够细密，任何精深的断代研究都将影响此书部分结论的可靠性。
比如说，第七篇末，王先生说：“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朝，入侵时的社会组织，原为氏族部落，而对于劫后的汉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为统治工具，结果世家右族权势之大，竞至自行树立州郡，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诏云：‘魏自孝昌之际，禄在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第85页倒数第二行)当时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职，南朝郡守加都督衔，北朝令长皆以将军居之。这种场面，已显然表现是中国古典封建的一种变局，而某些方面逆转为中国初期封建形态的复活。”(第86页)其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不完全是“自行树立州郡”的说明，因为这些“州名”“郡目”中有很大部分存在于梁朝边地，是东魏北齐为了招怀梁朝的这些边地的豪族而“署置”的；而且天保七年北齐就通过并省州郡而终止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局面。因而王先生之前的论断就显得没有根据，很不准确。另外，“魏自孝昌之际，禄在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云云，正显示北魏中央专制政治已削弱，不是一个正常的专制国家了，因而出现的王氏所说的“复活”只是一种“变态”，是不能作为常情而论的。因为，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一旦中央权力废弛，也会出现各种落后现象的“复活”。所以，我们只可以把《研究》看作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导引性质的书。更精深准确的研究，有待于今人后人去做。
又比如说精讲里提到的官僚制度的存在时间问题。
另外，如果苛刻一些，那么，《研究》引用材料而有悖史法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其不足。兹略举数例：
(1)第56页第三段前三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本见《史记·商君列传》，可王氏乃自《文献通考》(卷265《封建考六》)引之。
(2)第102页第二段材料王氏乃自《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引之。其实，此材料本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且《文献通考》不仅是节引《新唐书》的材料，而且有错误。
(3)第104页倒数四五行“开元以后⋯⋯所收百才有一”此材料，王氏亦引自《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其实此材料本见《通典》(卷15)，《通考》引时有省略，故王氏应引《通典》。
(4)第107页最后一行起至108页前两行的材料，王氏引自《文献通考·选举考七》。其实此材料《宋史》卷159《选举志五》亦载，用此《选举志》较好。
(5)133-134页，133页第四行、134页6-9行三处引清人洪亮吉的话，王氏注明是引自萧著《清代通史》，而不从原始出处引之。
(6)第164页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王氏引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其实更原始的依据是不难找到的。
(7)特别是，第104页第二段四五行《唐书·杜羔传》的材料，王氏直接从方氏之书引之，而不去引原传，导致有误，如“临真”公主被误作“临源”公主，“顾不若”的“顾”被误作“反”。
按照史料的引用原则，应当引前不引后，这样看的话，关于史料引用这一块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个人读后感及存疑
    存疑的话我自己是真没有，可能还是没有深刻领会到这本书的内涵和真谛吧，其实最头痛的就是提问题，总感觉自己是鸡蛋里挑骨头，挑的还没什么水平。各位老师同学可以提问题，我尽力解答，如果能力有限还望老师多多帮忙。
    读后感，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读了很久，因为一旦文章中涉及到理论就有些头绪不清。这使我这本书拖拖拉拉读了快半年多，我前后读了三遍，第一遍比较细碎，做了些标记。第二遍和第三遍则是粗略的带过，有的放矢的进行归纳整理。说实话这本书读了之后收获蛮大，一是马克思史学观的树立加强；二是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结合给出了范例；三是拓展了视野范围古今中外对比、结合、联系；四是大概知道书评怎么写，其实我并不清楚现在准备的这些内容是否符合书评的基本模式，只是听了几期其他同学的书评，查了些资料，也借鉴了其他学者前辈的书评、自己琢磨整合出的一点东西，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四、补充及相关推荐
(一)补充
    李约瑟难题p1
1954年，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1至第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提出的上述疑问，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反响，被誉为“李约瑟难题’’。
四征弗庭p42
出自《书·周官》：“为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孔颖达疏：“四征”从京师而四面征也。蔡沉集传：“弗庭，弗来庭者。”谓不归顺。
遥领领主
只担任职名不亲往任职。
学阀
学阀（がくばつ）gakubatsu指的是在特定的职业或组织中，由某个学校毕业的人们所形成的排他势力。学阀常常会因为规定或是常年的惯例需求，造成组织里的长官通常都是固定某个学校毕业的，而得以维持。要形成学阀，不一定要传统名校或是学力强的学校，在某个地区或职种上影响力大的学校也有可能形成学阀。
这一词源于毛泽东，对于他少年时期在旧私塾里读书时，从一本东汉时期的一名著名的语言学家的著作那里发现的，由于他很讨厌旧私塾的教育，而用这个词条来抨击老先生。称他们是收钱卖知识。
(二)相关推荐
    如果对官僚政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几本书，分别是:
    李治安与杜家骥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这本书从纵横两方面全面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既有纵向的按时间顺序的梳理分析，展现古代官僚制度的发展、演变；也有横向的、按机构运作关系的解剖刻画，动态说明机构运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古代官僚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官僚体制的政治》是美国人塔洛克写的一部著作，把马基雅维和帕金森的论述与作者自己原创的理性选择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官僚体制占压倒之势的赞誉进行了全面抨击。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一个官僚机构内部工作进行理性选择的评估方法，也为不久之后就会跟进的难度更大的建模工作和统计评估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由吴宗国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这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宋元以前部分未展开全面铺述，而是根据各时期特点有重点的讨论了一些问题。明清部分由于文献材料丰富，所以进行了详细论述，对明代的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