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代胥吏为何如此彪悍？
 《廉政瞭望》记者 曾勋

古代胥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属于官僚阶层也不属于士族阶层，在各级政府、部门中没有品级，既无决策权也无管理权，只是在官的指挥下，负责地方政府的文书案牍及司法等具体事务。不过，在古代基层治理中，胥吏却扮演着较为关键的角色，《水浒传》中宋江担任的山东郓城县押司，就是胥吏的一种。
古代为防地方官做大，一般实行官员异地为官避籍制度，而胥吏则大都是本地人。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意思是胥吏虽小，权力却不小，最直接侵害百姓利益的正是胥吏。在各朝各代，如果科举落榜生和普通百姓要吃公家饭，最好的途径便是去当胥吏。
然而，不是每个时代的胥吏生存都容易。宋朝时期，朝廷强干弱枝，强化中央集权，在地方广设官职，导致政府机构冗杂，官员冗滥。官多则吏多，据相关史料统计，宋代地方衙门胥吏数量达到了古代的巅峰，他们游离于官民之间，甚至变异为一股不受朝廷控制的力量。

“吏强官弱”的怪现状

《水浒传》中的角色设置，大致是“朝真野假”，即属于官府一方的人物多为历史真实存在的，而梁山好汉多为虚构。宋徽宗赵佶于元符三年（1100年）即位后，启用蔡京、朱勔、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这六人滥增捐税，人称“六贼”，又兴“花石纲”之役，导致宋江、方腊起义。历史上，宋江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水浒传》将他的故事进行了文学加工。
在《水浒传》中，宋江作为一个小县的押司，日常工作是在县衙协助县官处理文书。但他却在小工作中玩出了大格局，不仅能在本地呼风唤雨，“及时雨”的绰号甚至在山东、河北等地都叫得响。他利用职务之便，私放劫了生辰纲的晁盖，又杀了阎婆惜，并且被同是县衙胥吏的朱仝、雷横包庇。宋江一路走来，得到了各地胥吏的“神助攻”，梁山好汉，十有八九原本的身份都是胥吏。所以有文史研究者认为，《水浒传》的“官逼民反”，有一部分是以“官逼吏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日本的水浒研究学者宫崎市定更为直接地指出，《水浒传》就是一部真实描绘胥吏如何抗拒官府的纪实小说。
宋江的角色立意涵盖了宋朝胥吏制度的缩影，更契合了彼时“吏强官弱”的现实。宋太祖赵匡胤靠“杯酒释兵权”上位，夺权后，担心下属中又出“赵匡胤”，于是将地方兵权全部收归中央，把禁军统领权力一分为三，并设立枢密院、实行更戍法，地方兵力因此被严重削弱。
由于武官权力被削弱，文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举更受士人青睐，宋代虽然也推行恩荫制，但大部分入仕为官的人，走的都是科举之路。平素习惯于研习经书、诗赋却不谙地方治理之典章刑律的士人，大量涌入行政机构。他们对具体行政的事务较为疏离，不得不依靠胥吏协助理政。这样，就形成了宋朝特有的“官弱吏强”的行政局面。清代思想家顾炎武评价宋代局势，认为：“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无法根治的胥吏腐败

包拯知开封府时，有人触犯法律，按律当流放。这名犯人私下勾结开封府的胥吏，贿赂其重金，两人计划在公审的时候演一出苦肉戏，以扰乱包拯的判断。审案时，包拯端坐于堂上，犯人不断狡辩，坚决不认罪。这时，那名胥吏大声斥责犯人藐视公堂，并大呼拉出去杖刑伺候。包拯见胥吏越权，一气之下下令把这名胥吏拖出去施杖刑。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包拯特令宽宥犯人，只施以杖刑而不再流放。这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次庭审事件，沈括感叹说：就连公正严明的包拯，也被犯人与胥吏给欺骗了。这起事件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现实——胥吏腐败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胥吏无政治地位，但其为政府、官员办事，政府的司法、行政等事务离不开他们。而且，胥吏经手的都是具体事务，说他们代政府行使公权力一点也不为过。百姓办理诉讼追索、赋税徭役等日常事务时，不贿赂胥吏难以办成。有的胥吏办理事务顺序“视贿多寡为先后”来决定。
在缺乏监督机制的古代官场，胥吏的腐败行为容易滋生，且难以根除。正如沈括所言：“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
徽州吏潘宗道在协助知州处理民间田地纠纷时，利用职权欺上压下，将纠纷土地收归官府，再私自以低价归入自己名下。为了隐藏自己的不法行为，他与当地的大地主和官员勾结，导致不少百姓家破人亡。东窗事发后，潘宗道由于有既得利益者的相助，只是“杖脊十五，配徽州牢城”而已。
北宋开国者其实想过解决胥吏腐败问题。宋太祖赵匡胤认为：“俸禄薄而责人以廉，甚无谓也；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赵匡胤的思想符合治理的科学性，也符合人性。工资少还要求官员清廉，这不现实；冗官冗费财政支出自然大，通过精简官吏数量来提高官吏待遇，才能减轻财政负担。殊不知，道理都懂，赵匡胤却只做对了一半，即为官员加薪，另一半的精简机构他不但没有实行，还变本加厉地推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政策。
宋初沿袭前朝，胥吏的工资一律不从国库分发，由直接领导他们的官员解决薪资问题。在赵匡胤“高薪养廉”指导思想下，宋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级官员的俸禄水平有所提升，以前没有俸禄的胥吏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
在朝为官的右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乍一看，胥吏的待遇貌似不错，天天有肉吃，两套制服冬和夏换着穿，偶尔还可乘坐公车出差，现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样，优待胥吏的制度并未“尽禄天下吏人”，而是将胥吏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中央各部门的胥吏，被称为“重禄公人”；另一种是地方的基层胥吏，被称为“无禄公人”。“无禄公人”并没有享受国家的优待政策，拿多少钱还得看头上的官员，他们要想生存，或者说相对滋润地生存，只得索贿了。

胥吏也有苦衷

即便基层胥吏工资不高，但要“上岸”，还是颇有难度。朝廷招募胥吏时要查对方的档案，看有没有前科，还需要有委托人，满足条件的才有资格参加胥吏的招募考试。
胥吏的考试严格，在考试时有封院和巡逻，还有口试环节，避免出现代考等作弊情况。为了保障胥吏人员充足，宋代还建立了替补制度，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在职的胥吏数量不够，替补马上可以上岗顶替。
胥吏没有正式编制和政治地位，升迁渠道被堵死，但宋代也并非没有胥吏逆袭的特例。据史料记载，福州有名叫夏铧的胥吏，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到宋徽宗政和年间，在衙门里担任办理文书的胥吏48年，老得干不动了，朝廷出于尊重，将其从“吏”提拔为“官”，这时，离北宋灭亡只有约10年的时间了。
宋朝重文轻武，胥吏当中不少人都是武官出身，这就导致胥吏群体身份显得卑微，在宋代的整个政治体制中，他们被士大夫所蔑视。文官群体有意贬低某位官员时，便会在背后戏称其为“吏”。朱熹称宋仁宗时的宰相陈执中为“俗吏”；南宋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汤鹏举谈到基层腐败时，就把一些知县称为“赃污之吏”，吏几乎成了昏庸、无能、腐败的代名词。
然而胥吏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体系，他们也瞧不起官员和文化人，大部分官员只是他们眼中的糊弄对象和“提款机”。正是在与官员的博弈中，胥吏遇廉勤之官便收敛，遇庸官则窃权揽政，遇贪官便与其狼狈为奸。胥吏由于能广织地方关系网，被称为“立地官人”“立地知县”，他们甚至可以挑战官员的权威，也可以跟盗匪勾结，黑白通吃。
到了北宋后期和南宋，由于实行职役制，胥吏的选拔不再看重品行，仅仅只是依靠财富来评判，这样，素质参差不齐的胥吏大量涌入基层行政体系，腐败益甚。同时，一些世家大族和富人的家庭成员被强制服职役，而这些被朝廷要求强制服职役的胥吏，心中并无多少公德，却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
在服役过程中，胥吏沿乡催办，工作劳累；无法催收完税，要承担血杖之苦；所辖地区人户逃亡、田地抛荒，他们还要承担代赔之苦。基层的胥吏也有苦衷，工资不高，追责的时候分毫不差，这就造成了宋代基层社会组织的极端混乱，作为政治体制的末梢群体，胥吏甚至变异为中央无法管控的盗寇。一直到清代，胥吏问题都没有解决，显而易见，胥吏问题不光是胥吏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