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府的“临时工”文员为何这么“厉害”?

2023-12-06 11:56:28 | 阅读 : 848收藏文章


原标题:宋代胥吏为何如此彪悍?

 《廉政瞭望》记者 曾勋


古代胥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属于官僚阶层也不属于士族阶层,在各级政府、部门中没有品级,既无决策权也无管理权,只是在官的指挥下,负责地方政府的文书案牍及司法等具体事务。不过,在古代基层治理中,胥吏却扮演着较为关键的角色,《水浒传》中宋江担任的山东郓城县押司,就是胥吏的一种。

古代为防地方官做大,一般实行官员异地为官避籍制度,而胥吏则大都是本地人。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意思是胥吏虽小,权力却不小,最直接侵害百姓利益的正是胥吏。在各朝各代,如果科举落榜生和普通百姓要吃公家饭,最好的途径便是去当胥吏。

然而,不是每个时代的胥吏生存都容易。宋朝时期,朝廷强干弱枝,强化中央集权,在地方广设官职,导致政府机构冗杂,官员冗滥。官多则吏多,据相关史料统计,宋代地方衙门胥吏数量达到了古代的巅峰,他们游离于官民之间,甚至变异为一股不受朝廷控制的力量。


“吏强官弱”的怪现状


《水浒传》中的角色设置,大致是“朝真野假”,即属于官府一方的人物多为历史真实存在的,而梁山好汉多为虚构。宋徽宗赵佶于元符三年(1100年)即位后,启用蔡京、朱勔、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这六人滥增捐税,人称“六贼”,又兴“花石纲”之役,导致宋江、方腊起义。历史上,宋江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水浒传》将他的故事进行了文学加工。

在《水浒传》中,宋江作为一个小县的押司,日常工作是在县衙协助县官处理文书。但他却在小工作中玩出了大格局,不仅能在本地呼风唤雨,“及时雨”的绰号甚至在山东、河北等地都叫得响。他利用职务之便,私放劫了生辰纲的晁盖,又杀了阎婆惜,并且被同是县衙胥吏的朱仝、雷横包庇。宋江一路走来,得到了各地胥吏的“神助攻”,梁山好汉,十有八九原本的身份都是胥吏。所以有文史研究者认为,《水浒传》的“官逼民反”,有一部分是以“官逼吏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日本的水浒研究学者宫崎市定更为直接地指出,《水浒传》就是一部真实描绘胥吏如何抗拒官府的纪实小说。

宋江的角色立意涵盖了宋朝胥吏制度的缩影,更契合了彼时“吏强官弱”的现实。宋太祖赵匡胤靠“杯酒释兵权”上位,夺权后,担心下属中又出“赵匡胤”,于是将地方兵权全部收归中央,把禁军统领权力一分为三,并设立枢密院、实行更戍法,地方兵力因此被严重削弱。

由于武官权力被削弱,文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举更受士人青睐,宋代虽然也推行恩荫制,但大部分入仕为官的人,走的都是科举之路。平素习惯于研习经书、诗赋却不谙地方治理之典章刑律的士人,大量涌入行政机构。他们对具体行政的事务较为疏离,不得不依靠胥吏协助理政。这样,就形成了宋朝特有的“官弱吏强”的行政局面。清代思想家顾炎武评价宋代局势,认为:“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无法根治的胥吏腐败


包拯知开封府时,有人触犯法律,按律当流放。这名犯人私下勾结开封府的胥吏,贿赂其重金,两人计划在公审的时候演一出苦肉戏,以扰乱包拯的判断。审案时,包拯端坐于堂上,犯人不断狡辩,坚决不认罪。这时,那名胥吏大声斥责犯人藐视公堂,并大呼拉出去杖刑伺候。包拯见胥吏越权,一气之下下令把这名胥吏拖出去施杖刑。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包拯特令宽宥犯人,只施以杖刑而不再流放。这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次庭审事件,沈括感叹说:就连公正严明的包拯,也被犯人与胥吏给欺骗了。这起事件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现实——胥吏腐败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胥吏无政治地位,但其为政府、官员办事,政府的司法、行政等事务离不开他们。而且,胥吏经手的都是具体事务,说他们代政府行使公权力一点也不为过。百姓办理诉讼追索、赋税徭役等日常事务时,不贿赂胥吏难以办成。有的胥吏办理事务顺序“视贿多寡为先后”来决定。

在缺乏监督机制的古代官场,胥吏的腐败行为容易滋生,且难以根除。正如沈括所言:“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

徽州吏潘宗道在协助知州处理民间田地纠纷时,利用职权欺上压下,将纠纷土地收归官府,再私自以低价归入自己名下。为了隐藏自己的不法行为,他与当地的大地主和官员勾结,导致不少百姓家破人亡。东窗事发后,潘宗道由于有既得利益者的相助,只是“杖脊十五,配徽州牢城”而已。

北宋开国者其实想过解决胥吏腐败问题。宋太祖赵匡胤认为:“俸禄薄而责人以廉,甚无谓也;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赵匡胤的思想符合治理的科学性,也符合人性。工资少还要求官员清廉,这不现实;冗官冗费财政支出自然大,通过精简官吏数量来提高官吏待遇,才能减轻财政负担。殊不知,道理都懂,赵匡胤却只做对了一半,即为官员加薪,另一半的精简机构他不但没有实行,还变本加厉地推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政策。

宋初沿袭前朝,胥吏的工资一律不从国库分发,由直接领导他们的官员解决薪资问题。在赵匡胤“高薪养廉”指导思想下,宋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级官员的俸禄水平有所提升,以前没有俸禄的胥吏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

在朝为官的右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乍一看,胥吏的待遇貌似不错,天天有肉吃,两套制服冬和夏换着穿,偶尔还可乘坐公车出差,现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样,优待胥吏的制度并未“尽禄天下吏人”,而是将胥吏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中央各部门的胥吏,被称为“重禄公人”;另一种是地方的基层胥吏,被称为“无禄公人”。“无禄公人”并没有享受国家的优待政策,拿多少钱还得看头上的官员,他们要想生存,或者说相对滋润地生存,只得索贿了。


胥吏也有苦衷


即便基层胥吏工资不高,但要“上岸”,还是颇有难度。朝廷招募胥吏时要查对方的档案,看有没有前科,还需要有委托人,满足条件的才有资格参加胥吏的招募考试。

胥吏的考试严格,在考试时有封院和巡逻,还有口试环节,避免出现代考等作弊情况。为了保障胥吏人员充足,宋代还建立了替补制度,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在职的胥吏数量不够,替补马上可以上岗顶替。

胥吏没有正式编制和政治地位,升迁渠道被堵死,但宋代也并非没有胥吏逆袭的特例。据史料记载,福州有名叫夏铧的胥吏,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到宋徽宗政和年间,在衙门里担任办理文书的胥吏48年,老得干不动了,朝廷出于尊重,将其从“吏”提拔为“官”,这时,离北宋灭亡只有约10年的时间了。

宋朝重文轻武,胥吏当中不少人都是武官出身,这就导致胥吏群体身份显得卑微,在宋代的整个政治体制中,他们被士大夫所蔑视。文官群体有意贬低某位官员时,便会在背后戏称其为“吏”。朱熹称宋仁宗时的宰相陈执中为“俗吏”;南宋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汤鹏举谈到基层腐败时,就把一些知县称为“赃污之吏”,吏几乎成了昏庸、无能、腐败的代名词。

然而胥吏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体系,他们也瞧不起官员和文化人,大部分官员只是他们眼中的糊弄对象和“提款机”。正是在与官员的博弈中,胥吏遇廉勤之官便收敛,遇庸官则窃权揽政,遇贪官便与其狼狈为奸。胥吏由于能广织地方关系网,被称为“立地官人”“立地知县”,他们甚至可以挑战官员的权威,也可以跟盗匪勾结,黑白通吃。

到了北宋后期和南宋,由于实行职役制,胥吏的选拔不再看重品行,仅仅只是依靠财富来评判,这样,素质参差不齐的胥吏大量涌入基层行政体系,腐败益甚。同时,一些世家大族和富人的家庭成员被强制服职役,而这些被朝廷要求强制服职役的胥吏,心中并无多少公德,却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

在服役过程中,胥吏沿乡催办,工作劳累;无法催收完税,要承担血杖之苦;所辖地区人户逃亡、田地抛荒,他们还要承担代赔之苦。基层的胥吏也有苦衷,工资不高,追责的时候分毫不差,这就造成了宋代基层社会组织的极端混乱,作为政治体制的末梢群体,胥吏甚至变异为中央无法管控的盗寇。一直到清代,胥吏问题都没有解决,显而易见,胥吏问题不光是胥吏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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