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我们利用周四晚上的学习时间，专题开展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辅导授课。这既是一次法治理念的再充电，也是一场业务能力的再提升。作为基层纪检监察战线的“老兵”，我先和大家分享个“小插曲”——上周到马市镇调研，镇纪委小张拿着刚梳理的监察对象台账问我：“王主任，咱们村里的合作社理事长算不算监察对象？上次县里培训没说清楚。”这个问题，恰恰折射出新修订《监察法》出台的现实意义——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监察对象的范围、履职的边界、程序的规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学深悟透这部“反腐利器”。
一、深学细悟修订背景，在把握“时代之需”中锚定政治方向
2025年这次《监察法》修订，不是简单的“条文修补”，而是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考量。我在参与省市纪委监委修订调研时，深切感受到三个“关键变量”：
第一，这是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精准调焦”。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腐败形式呈现“三新”特征：主体多元化，从传统的公职人员向平台经济从业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延伸；手段隐蔽化，“影子公司”“期权腐败”“代持资产”等新型腐败占比上升；危害基层化，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存量还未清零，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的新问题又不断涌现。去年省纪委监委通报的某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案件中，3名村小组长通过虚构劳务合同套取补偿款，因当时监察法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界定不够具体，导致初核阶段走了弯路。这次修订将监察对象从原来的6类扩展到9类，特别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等情形，就是要把监察“探头”延伸到权力运行的“最后一米”。
第二，这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系统升级”。我们在工作中常说“监督不是独角戏”，但过去由于法律衔接不够紧密，存在“纪法贯通不顺畅、法法衔接有堵点”的问题。比如，某乡镇纪委去年办理一起党员酒驾案件，因对“政务处分与刑事责任衔接”的程序把握不准，导致处分决定宣布延迟了15天。这次修订专门增加了“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的条款，还细化了“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案件管辖、证据标准、程序衔接”等方面的协作机制。前几天我和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座谈，他们提到修订后的“监察证据审查标准与刑事审判标准相衔接”条款，让职务犯罪案件退查率下降了22%，这就是制度完善带来的实效。
第三，这是规范监察权力运行的“自我革命”。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监察干部也不是“法外之人”。去年市纪委监委开展“内部督查”时发现，个别乡镇纪委存在“谈话笔录要素不全”“涉案财物登记滞后”等问题，根源就在于对监察程序的刚性约束理解不深。这次修订新增“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责任追究”专章，将“非法收集证据”“滥用留置措施”“泄露调查信息”等行为的追责情形细化为12类，还建立了“特约监察员”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参与监督。这就像给我们戴上了“紧箍咒”，但更是穿上了“防护服”——只有自身正、自身硬，才能挺直腰杆开展监督。
二、逐条拆解核心条款，在吃透“法理之要”中提升履职本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关键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结合基层办案常见问题，我重点解读三个“易混淆点”：
（一）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