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瞿秋白
1928年6月20日

诸位同志：
　　我今天报告关属问题很多，时间较长，但我已写成一本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D——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因此今天讲的是报告中未展开的意思，未尽说的意思，书面报告中已说过的，不详细说。我的报告分五段来说：
　　1．中国革命问题，说到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阶段，和革命失败的原因；
　　2．过去教训，说到D的机会主义；
　　3．现在阶段，说到盲动主义的危险；
　　4．革命形势；
　　5．D的任务。

一、中国革命问题
1．革命性质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我在书面报告写过，同时各同志来这里已看到许多国际方面和联共方面同志关于这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要比较详细的说明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共产D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革命。昨天布哈林同志说中国D对中国革命有二个意见：
（1）以为中国革命既然是反帝国主义的，那一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2）中国革命的本性就带有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向，因世界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这两个意见都是对的，现在要更进步说不但这二个意见都是对的，且可应合为一个意见，那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这是什么意义呢？
第一，中国革命是使资产阶级的中国（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很明显的不但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那么我们应可即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亦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像布哈林同志所说是帮助欧美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
第二，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将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推翻！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在世界革命开始的时代。中国的革命不是欧战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各种民族革命一样，不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时，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如意大利的统一，德国的统一；这样的民族革命运动在世界民权革命时代，民权革命是世界民权革命的一部分。到现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开始，不论那个民族革命，蒙古也好，印度也好，高丽也好，在本国是资产阶级民权性质，同时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两方面的意义都是反帝国主义的。中国反帝国主义革命本身在初期发展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另一方面，既帮助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那必然的生长而成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第一，现在中国革命大家知道，社会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虽然在第五次D大会以前，大家都不愿承认，好像这是共产D的左倾说法。现在不成问题了，不但同志，即每个工人都承认现在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但有些同志把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相对立，有反帝国主义不要土地革命，有土地革命不要反帝国主义。这样说法是不对的。土地革命现在非常清楚。事实上中国革命经过几个阶段与过程。反对帝国主义即要反对军阀、地主、豪绅，因帝国主义是以地主、豪绅为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真正彻底的反帝国主义，非五卅、省港（省港大罢工）所能做到，亦非现在反日抵制日货，经济绝交所能做到。在五四的抵抗日货运动，一点没有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真正要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只有把军阀、地主、豪绅根本铲除。他们帮助帝国主义刮削农民膏血，如果旧势力不去，帝国主义统治永远不能推翻。土地革命的意义到底是民权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布哈林同志很通俗的说过，土地革命实行到很普遍彻底，到分配土地，国有土地，本身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表面上土地革命到分配土地是很激烈的。土地分配后每个农民都企望着他个人生产扩大，这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这就是所谓最理想的资本主义，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农民本身是小生产者，她是立足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土地革命本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别的阶级能指导农民的土地革命，除无产阶级外，找不到其他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是力量薄弱，并且中国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譬如中国同志平常认识的朋友，与他们每天是在一道的，许多自己是地主，自己又是资本家。这种原因是很复杂的，姑不细说。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反对封建的力量，中国没有激进的资产阶级。中国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要算是孙中山，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政纲，是全世界所有的土地政纲中最右、最坏蛋、最空洞的政纲。他所采用的办法是叫地主自己定土地价格报告政府，政府按价格收税，如果估定价格太低，政府得随便收买；估定价格太高，政府收税亦重，地主必然估定相当地价。孙中山以为这是天下为公的办法，不知道孙中山是否于一万、二万年之后给农民土地。此外，“耕者有其田”，并非孙中山想出，是某一共产D员，以前中国共产D员向他建议的，今天不详细说。总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彻底的中国革命，必须一定要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领导三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反对地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日渐扩大的运动，将来要从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要求，发展“极可怕的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剥削基础的革命，确定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趋势。但是列宁说，革命动力能影响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转变而向社会主义革命，亦与中国的及世界的革命动力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简单地说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社会内容主要的，在现在阶段，是土地革命，有确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2．革命阶段
现在讲中国革命的阶段。中国革命的阶段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看来非常清楚，这是无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的过程。今天不详细说这个问题，因在书面报告已有说到。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阶段，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始前的准备，如新文化运动、文字改良（白话）、自由恋爱新思想的各派、反日运动等，到五卅运动便将以前积聚团结的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而奋发起来。经过五卅到广东政府北伐，大致说，第一个阶段明显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无产阶级有没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呢？的确有的！
有三个条件在当时存在着：第一个条件是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参加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第二个条件是民族资产阶级如它的代表者不但不能反对工农独立的宣传与组织，且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第二个条件的内容，是组织工农群众之可能。所以加入国民D是对的。我们在国民D的地位有没有可能自由发展工农运动呢？有的。但是我们自己让步，自己限制自由，亦是有的。第一次国民D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北京执行部，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时时和我们一道反对南方和北方军阀。虽然两者反对的观点不同，他们与当时的右派不同。当时的右派不但防范共产D，且反对共产D。第三个条件是中国共产D有完全独立性，批评性，这条与第二条有关系的。在客观上工农运动有发展可能，国民D亦不能不受我们批评。我们是可以保持阶级的独立性的。当时张国焘在《向导》报上第一次骂国民D为革命否认论者，因国民D人反对北京政府是用否认北京政府在法律上的存在的态度。我在《新青年》季刊二期有一篇骂国民D的文章，当时胡汉民答辩虽然暗暗驳我，但大致不能不代我与当时的右派辩。随后的问题便是“卖国”。老实不客气说，对国民D可以公开说，C．P．加入国民D是要有完全独立性，批评性，与D团作用的存在。在客观与主观上说，在当时的确加入国民D是为争领导权的。
此外，第四个条件，要特别注意革命组织的策略问题。或者有的要这样问说：“与民族资产阶级取联合战线，可否不加入国民D，而与国民D取D外合作呢？”我们可说事实上国民D比英国劳动D的组织更坏，更散漫。实质上国民D没有什么组织，爱加入就加入。任何人说自己是国民D员，也没有什么，在客观上国民D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D。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没有坚固的完全的自己政D组织，国民D是可以变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的，可以变为特殊的政D组织，无论职工会可整个加入，农会可整个加入，其他民众的团体亦可整个的加入，我们在国民D起D团作用。在这四个条件之下，可以造成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在第一个阶段中，掀起中国大革命浪潮，从五卅、省港罢工、广东政府北伐，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收回英租界，广大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国民D下层D部的发展、左倾，共产D的影响增加，群众的力量，工人和左倾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在发展状态中向前进展着。在别一方面，五卅运动一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即表现背叛革命，怕惧革命的发展。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条件，上海总商会却减低条件，主张让步，停止罢工，退出反帝国主义战线。在第一阶段中，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取联合战线的阶段，一开始即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它回头来反对我们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中国革命开始的发展是便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之表现。如果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各种力量，群众在我们方面，群众力量在我们方面，即蒋介石叛变也与现在不同了。
第二个阶段是蒋介石公开的叛变时期。一九二七年北伐开始，当时确有广大的群众参加，使北伐于最短的期间，得到很大的胜利。于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跑到南昌，要以统一军权的口号，来抢夺这一切的胜利都归自己，要国民政府建都南昌。其时，湖南、湖北，尤其武汉方面形成了很伟大的反蒋斗争。这种运动的组合，包含有很广大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这种斗争是在所谓国民D的D权口号下发展的，同时是一个民权的很热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一个领袖，就是我们的D。由这时期到武汉政府还未叛变时期，是一个革命最高涨、最深入的时期，最主要、最明显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与武汉的工人运动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高涨阶段；农民的组织与总工会及所谓D部形成了第二政府，形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很坚固的联盟，去反对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及最大敌人帝国主义。这阶段的争斗，是能够保证胜利的，虽然是一方面反封建地主、豪绅，一方面反民族资产阶级，使阶级联盟的变换，在革命方面减少了一个阶级，只剩下三个阶级；反革命添了一个阶级，添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由四个阶级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战线，变成三个阶级联合战线，但那时的工农的发展特别高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也特别浓厚，都可以保证这种斗争要得到胜利的。但是后来斗争结果到底是谁胜利呢？但是帝国主义力量是反革命的最高组织者，他们的力量还比革命大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武汉政府不久就叛变革命了，它投降到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了。从此革命也就转入第三阶段了。本来第二个阶段的斗争，完全是争领导权的争斗。这个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是失败了。她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中央放弃了领导权争斗。这样放弃的结果，很明显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甚至农民也离开我们。很奇怪的，农民并不是为了我们太过火，为了我们跳过时代，而正是为了我们太温和，太落后，为了我们不但不能领导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而且直接、间接帮助了压迫他们的国民D。我想关于这一点的许多事实，每一个代表，无论从湖南、广东和各地来的，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实。这是证实什么，这是证实斗争由中央的机会主义所断送了。可是这当然是暂时的失败，而且革命依然要继续进展的，因为资产阶级并不能解决革命的任务。像帝国主义的压迫，例如不平等的条约、租界以及关税和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等，都是资产阶级所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汉口的英租界已由无产阶级从帝国主义手里拿还了，也要失掉的。那末，资产阶级又怎样能够解决什么中国革命的任务呢？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暂时失败的时期。为了以上所说的缘故，一切革命的任务都没有解决，所以依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我们的争斗形式却完全改变了，从前革命的队伍和阶级组合至此已完全改变。也就是说，从前旧的形式，完全不能中用；与国民D的联合战线也完全要毁掉了。我们已进到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苏维埃的革命。因为我们说这个阶段的革命性质，虽与第二阶段没有大的区别，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革命的争斗形式，则完全变动到一个新的斗争形式，就是苏维埃革命之争斗的形式。
以上是说明革命的几个阶段的转变意义。
3．中国革命之失败
现在要说到失败的原因了。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客观的。武汉失败的原因除了主观的D的机会主义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吗？如果D没有机会主义是不是保证可以不致失败呢？我想答复第一个问题是说有的，答复第二个问题是说不可能的。要解释这种答复的理由，我们不能不说到客观的失败原因了。俄国D的反对派说，国际给了中国D一些不正确的指导，结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所以中国革命的失败，第三国际应当负责任的。他们的意思，如果国际方面仍是季诺维埃夫、托洛斯基等，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他们的路线去指导中国革命，是不会失败的。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此地当然不能很详细去辩证反对派的观点，但我们一定可以找出许多客观失败的原因，来说明当时革命的一些困难条件。昨天布哈林同志曾说过，俄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D指导，然而终于失败了。这就是说，当时革命的失败，一定有许多客观的原因。
武汉失败的原因——客观的，第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加强，这一点，在武汉是如此，在广州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虽然有十四国联军来攻打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但那时正是大战的时候，或大战初终，许多国家都由大战产生了很多的危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都没有能力来完全破坏俄国的革命。就是到一九一八和一九二三年，虽然是各国派兵来包围苏联，可是西欧的工人运动因为世界大战后的影响，非常高涨，甚至最不觉悟的英国工人也起来反对本国出兵干涉俄国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恰恰是所谓国际资本主义当着稳定的时期。中国一九二五年开始了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也曾扩大了东方的民族革命范围，像摩洛哥、印度、菲列宾、叙利亚等先后起来，发生很伟大的革命，都是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发展的，但终被帝国主义镇压下去了。到了武汉时候，日、英帝国主义更能够很从容的派许多兵舰来。他们时时准备着以机关枪、大炮向中国的革命民众扫射，企图压迫革命，而且他们压迫革命的方法不仅限于大炮、兵舰的政策，他们还有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威胁中国的资产阶级由革命的营垒转变为他们的新工具。他们对资产阶级说，如果你们反工农，反共产，那么，我们可以同意你们打倒张作霖、孙传芳。自然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它的阶级背影上始终要背叛革命的，但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条件下，益发促短其叛变过程了。所以我们在当时，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张作霖、蒋介石或者汪精卫，而是狰狞无比的帝国主义。
第二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保持了封建基础，他们利用以保持封建基础的工具的士兵没有参加土地革命。中国的地主、豪绅本身也可以说是“参加了”革命的，不过他们的“参加革命”，总是写在括弧以内。他们是有地域冲突的，他们分作什么广西派、广东派、湖南派，甚至广西派也要分桂林派、梧州派，……湖南派也要分醴陵派、湘乡派……以及许许多多的派别。中国本来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不统一的国家。这些各种地域的派别，也就是这种国家的社会内容。我们常常看到中国的币制、交通，都是各地各地的不同。这些如果是在西欧的国家，就完全是两样。我们常常看到广东、上海或者武汉、长沙以及北方各地的钱，小洋、大洋、铜元都跟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也就按着地域的不同而割治，甚至于垄断各地的小市场。我们看到上海的小菜场，卖菜的有的卖三个钱，有的卖五个钱，我们买菜也可以听便选便宜的买就是了。但是广东或是其他地方乡村的大交易，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有什么“大先生”、“二先生”，也就是所谓“买办”。帝国主义者要收买原料，就完全由他们经理。他们的收买原料，完全不像上海的小菜场了，他们常常以垄断的手段，来收买一切原料，所有由农村生产原料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谁能逃脱他们这种利害的剥削。地主对农民却更利害极了。举一个例子：前年在江苏有一个农民向地主借了一担谷。前年是饥荒年成，谷子是十六块钱一担。去年收成很好，谷子是比较便宜多了（四元）。你们想想这地主是怎样向农民索取呢？他说现在的谷子是四块钱一担了，——农民，借我的是十六块钱的，应当还我四担谷子。这一个小小例子，就证明到中国农村中剥削压迫的利害。假使在前清的时候，自然地主是有的，但那时他们是服从官僚、贵族管辖的，因为那时中国是一个所谓亚洲式的统一国家。自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以后，使中国产生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投机到北京做了总统。袁氏本是代表北洋军阀——北方的大地主阶级，当然袁世凯的背后，是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的。可是南方的陆荣廷，也同样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他为自己的利益，要反对袁氏，都挂起护法招牌，打出什么革命的旗子。我们说地主、豪绅参加革命，就是这样投机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的“参加革命”要写在括弧以内的意思。大战时，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商业化更为明显，所以当时各省区益发形成一种更混乱的局面。各地的督军代表各地的地主、豪绅，分割各省地盘。各省的土地完全成了军阀的私产，千万、百万的税捐，任他怎样抽刮，可说农民的生产都是供给军阀的了。他们还常常借着很大的帽子来作反对其他军阀的工具，借此来做自己割据的理由。其实他们是革命吗？一点革命的意义也没有，他们所有的不过是层层的压迫人民罢了。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大帽子常常给这些军阀所利用，在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等，拿到孙中山的招牌来压迫工农，这是很显明的例子。那时候，代表地主、豪绅的军阀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就有杨、刘的反工农，那末到了武汉土地革命时代，他们——地主、豪绅要反革命是毫无疑义了。所以马日事变的爆发，当然是酝酿很久的。他们的利益不仅是与土地革命相冲突的，就是一点很小的事件，如剪发问题、放足问题，都是他们看不惯的。但是他们的工具，军队中的士兵，并不是与土地革命有冲突的，他们没有参加这种革命，实在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自然这是很大困难复杂原因的。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杂志曾说过中国革命是进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了，一方面要保障国民政府及国民D之军队，一方面又要变更阶级的组合。事实本来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要北伐，要北伐就不能破坏军队；一面又要夺取士兵来反对直接利用而压迫他们的军官，因此这中间是发生最大的困难了。第三点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了。我们首先举个例子说：长沙酱业工人要求增加十六倍工资，我们的外国同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要求加大的例子。其实虽然加上十六倍，也没有多少钱（只有十五元），而且当时生活程度非常的高。另一方面酱业主是一方面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锁的，另一方又要增加这样大的负担，当然是要闭门歇业的。因此这问题在实际上是不容易答复的。中国革命当时本来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时本来可以将大生产没收，设合作社，来调剂失业的劳动者。列宁在二月革命时提议没收糖业新提加，这并不是社会革命，农民也是赞成的，虽然是与私有制有冲突的，但是对农民是有利益的。我们在汉阳没收六个工厂，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要反对的呢？在理论上当然不会反对的，但是他们必然要动摇。我们指导机关又跟着动摇。再，这一问题与兵士问题是有关联的。我那时初到武汉，常常听了许多同志说过唐生智的兵士，骂农民协会是混蛋，说共产D在后方捣乱，他们当然是受了反动宣传的。但我们如果做士兵运动，自然我们不仅是对他说空话，而且要给他以物质的利益。关于湖南的兵士，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以土地；至于外省的兵士，尚不能说到给他们以土地的话，因为其他各省尚未进到土地革命，离得很远。此外还有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当时还需要打仗；要打仗就一定需要兵；要兵就要饭吃。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影响于小资产阶级了。当时我们本应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来解决这些兵士的生活问题，但这又被唐生智、汪精卫所反对、阻止了。以上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没有方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成了失败的三种原因。这种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看作过去的问题，在将来革命的前途上也一定要发生的。譬如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会有的，假如在广东暴动起来，就马上与香港冲突了。第二、第三个问题也是必然发生的问题。从前在海陆丰时，敌人都跑了，商业也停歇了，各方的武装敌人都包围起来了，于是经济起了大的恐慌，生活必需品都缺乏，工人都失业，小资产阶级及兵士问题，都成了不易解决的困难问题了。第四是无产阶级的本身薄弱，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非常大。在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要比俄国一九〇七年要小，总数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万以上（纯粹产业化的真正无产阶级）。同时她是非常幼稚的，因为许多刚刚脱离农村，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带有小生产者的习惯。例如广东代表说的，在广东会议上讨论广东暴动时，有些同志提议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原则上似乎是对的，因为他们说土地革命农民可以得到土地，工人却没有得到什么，如果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工人也可以得一些财产。但这种说法在事实上就证明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而非无产阶级的心理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D中央过去的机会主义都是无产阶级本身薄弱，非无产阶级的心理和行动得以反映到革命的路线上来的结果。
4．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现在要说的，就是目前阶段需要怎样的政纲。在国共合作时，我们失去了独立性，有人说反蒋迎汪……这就是我们的政纲。我现在来说目前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这阶段上我们也要有政纲，要使民众知道我们要干些什吗，不仅要工农知道，而且还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商人，兵士知道中国共产D要干些什么。为节省时间计，所以在此不必多讲，因为我在给布哈林同志的信上，已经说及或已解答。
第一步所说的革命性质和阶段，及其失败之原因，这就是说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它动摇了帝国主义，对世界上无产阶级说来，它有世界的意义。我们在中国革命中，与国民D资产阶级联合打击封建阶级，可是在资本家的工厂中的劳资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矛盾也是要解决的。因此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义是要解释的。这个问题不管是与资产阶级联合，或反对资产阶级，甚至第三阶段——苏维埃阶段——也可说是国民革命（或许有人反对我这种说法）。阶级斗争问题也是要解决的，此问题也不是孙中山那种说法，也不是国民D所能解决。民族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主要问题，现在只有暴动民众是能解救中国。民权就是解决土地，打倒封建阶级。民权不是国民DD权，也不是共产DD权。所谓“民生”，就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问题，切实的说，要说没收大工厂，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这许多是否已得到了呢？国民D之所谓民族、民权、民生，一切都未达到。所以只有苏维埃革命才能达到解决，也可以说这才是彻底的国民革命。要知道以前主要的机会主义，是以国民革命的大帽子，阻止阶级斗争之发展。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是没有冲突的，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还促进了国民革命。不管资产阶级怎样的挂起民族主义的大招牌，然而这一切只有工农能够解决。
过去因为对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观点不明的原故，数遭机会主义的失败。

二、机会主义
1．机会主义之理论
现在讲到第二部，——就是过去的教训，也就是对机会主义的研究（大家都笑起来）。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他说革命的群众斗争，教会了无产阶级，证明只有革命能引起农民力争民权。革命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政D，更巩固起来，刷清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告诉他们：到大资产阶级（自由派）方面去找他们的同盟者和领导者，完全是枉然的，因为大资产阶级怕群众斗争，比怕火还利害。此外列宁在别的地方也说过，资产阶级怕革命比怕反革命还要利害。在从前的俄国，它是讨厌俄皇的，因为俄皇不好，所以需要一个立宪制度，来缓和民众的革命运动，它并不是为了民权。这几句话对于我们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的D也和俄国一样，要刷清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武汉反动时，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退出，便是开除。在八七会议以后，反革命的同志如任卓宣辈，从前在莫斯科是旅莫支部书记，旅莫支部的首领。他不但不革命了，而且帮助反革命屠杀工农。他公开在报章上发表宣言，说共产D是怎样的不可信任。这些分子，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中最出名的，其余的当然不少。在八七会后，机会主义的成分和政见也很坚决的刷清。关于机会主义，我们应当知道，它不是发生在某时期上，而是一位工人同志最清楚、最明显、最正确的回答：“机会主义不管什么时候，有争斗的时候，它就暴露”。例如在上海谈判（国民D二大前陈独秀、张国焘等与国民D右派戴季陶、孙科、邵元冲、叶楚伧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谈判），即令机会主义不发于此，亦会发生于其他问题上。我们的D成立于一九二〇年，至今八年的历史，在革命之根本问题上，均始终无正确的答案。D的群众作了很多壮烈的、英勇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可是在指导机关中，早已潜伏了机会主义。
我们D的发生，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支派。当时学生有许多派别，如安那其、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社会主义（指五四时期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最主要的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派别）。这时也产生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李大钊领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等）。这自然是工人斗争影响的结果。做职工运动的同志应当明白：从前总是说先有D然后有罢工（直到五次大会时，深印于我脑），可是现在被资产阶级发现了。在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的经济月刊上，证明在我们的D未形成之前，就有罢工了。所以我们说D不是在于有智识分子跑出来才有，而是工人斗争的反映的结果。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背景，一定会发生像孟什维克的倾向，因此就发生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之不了解，如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土地问题，革命斗争方法问题。从第一次大会到第五次大会，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意见，就是很浅薄占D少数人的意见，也是不存在的。即令是存在的，然而也没有那一个人，那一派有一贯的主张。第一次大会至第五次大会后，有某一人意见是布尔什维克的，或是彭述之，或是某某，实际上多数主义与少数主义的倾向，都包含在内，并没有某一人代表孟色维克，也没有人完全代表布尔什维克，各样一半的很含糊的凑成。然在政治路线上能不能说：“亦许并无机会主义，仅仅在于大家不懂得”呢？不能的。譬如说孙大学生在课堂上，教员问他关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而学生答错了，就说学生是少数主义，这当然太过火了。然而在政D，这是不能容许的。政D不是小学生，机会主义的倾向，虽没有一个人、一派能负全责，然而机会主义是有一贯的路线，这在客观上是如此的。
中国机会主义，最主要最有趣的倾向是：1．实际最右；2．表面最左；它俩凑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除去上述五问题，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后政权、土地、革命方法等问题之外，在组织问题上也是有的，自然不是单独表现在组织问题上。
现在我很简单的说，因为我在书面报告中已经说了许多。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有许多人是不明白的。在最初讨论加入国民D时，有一种观点表现最左，以为国民D是资产阶级的政D，我们不应该加入。又有人力争说，国民D是资产阶级的政D，以便自己的D可以加入。大家都怕加入资产阶级的联盟，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在与安那其派争斗中，别派主张不要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主张学俄国一样的马上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讨论会）。当时大家以为资产阶级这名辞是骂人的，是不好的，殊不知资产阶级是经济关系和科学上的名辞，并不是骂人的。这些都是唯心的表现。所以这一派人主张不加入，最后又“妥协”：工人不加入国民D（现在用不着管这意见是谁主张的）。再则，亦有主张南方加入国民D，夺取它的群众，有国民D组织的地方，就加入夺取群众，无国民D的地方，则直接由我们去拿。
右倾的主张是完全加入国民D，专做国民革命，缓和阶级斗争（也许在决议案上，写得巧妙一点）。在第二次大会之后，许多同志有这倾向。这是观点不清楚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譬如俄国的孟色维克，在一九〇五年他们反对加入临时政府，他们说，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所以，无产阶级不愿参加。也主张作经济斗争（工会运动），不作政治斗争，因此也有主张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属于资产阶级，所以不要参加。中国的机会主义至少有些相像，虽然中国没有马尔托夫，没有普列汉诺夫。关于这点不详说了，请同志们看我的小册子，就会知道。
因根本问题的观点不清，自然就有机会主义；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不会用到实际上，仍旧发生机会主义。这是有可能，然而决没有理论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实际行动上却会成为“百分之百”的非机会主义，天下决不会有如此的事。如果是这样，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完全是多余的了。
列宁说：“D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始终是要破产的。”在事实上，我们的D是破过了产了。所以不能说机会主义仅仅发生于对于政治形势估量之不确。
2．D的历史上之几个问题
其次我所要讲的是D的历史概略。在D的第三次大会中，我们讨论加入国民D的问题。在这问题上，有许多同志有两种主张：有一部人的主张，一切D员都可以加入国民D。张国焘对这意见是不同意的，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在主张加入的方面，也无一致的意见，也无一定的主张。后来在国民D中工作的同志，他们倾向于否认斗争，于是使他们在一切马克思理论的根本问题，都发生了疑惑。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曾讨论过D纲问题。对于D纲草案，曾经有几个字的修改，但这几个字之中，就含着机会主义：对于农民及资产阶级作用之不正确的见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会议，又决定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D。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才决定了产业工人应加入国民D，同时指出了过去的错误，提出领导权的问题（不过不正确罢了！）。
如今应当再说到几个政策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北上的事。许多人反对中山北上，同时在这北上前我们在广州同国民D开了一次谈话会。当时国民D的右派，冯自由、张继他们在这次会议之前，极力出来反对C．P．在国民D的D团。张继他得着了我们一本决议案做“罪证”。直到廖仲恺到了广州，我们才公开的提出争D团的问题。当时与国民D的谈判，是我负责的。
（国焘：——当时有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
我的主张是，D团在国民D中公开存在。谈判的结果，国民D中央开会，通过一决议案，承认共产D是一无产阶级的政D，无论何人不能企图消灭他；国民D对共产D员，只能以一般的国民D的纪律对付他们，不能消灭他。后来国民D要求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参加这会的应有国民D、共产D及国际代表，以便解决所谓D内纠纷问题（并不是共产D的D内纠纷问题，那时还只是国民D的纠纷问题）。当时国民D中央通过此决议案后，中山便将冯自由开除去了（一九二四年八月）。当时我D中央，一则反对北上问题，一则骂我擅称代表，决定那一决议案。我被调回上海。
（国焘：主要的是国际联络委员问题，你为什么不说？）
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央当时认为是国民D束缚我D的工具。我是认错。后来这一委员会未成事实。至于那一议决案，国民D可利用它来束缚我们，我们也曾利用它来反对戴季陶的右派。我的外交办的不好，这是应负责而受处罚。现在再说北上问题，我是赞成的。中央之和森（述之）等竭力反对，我的文章也不登《向导》。同时北方也是反对的。中央它说我犯了政治错误，于是调动我的工作，说我不应该反对中山北上。和森他是反对我的，我气得关于这事还作了一篇文章，是在别的刊物上登的，当然这种反对中央的文章他是不登的。
反对北上的方针是什么？是怕国民D发展？或者如述之、和森当时替孙中山划策，要他做科学革命：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要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山自然是没有听这种忠告，他是北上了。北方区委仍是反对。当时国焘同志出狱，在北京曾反对北方区委之意见，随后中央对此问题是变更政策了。
第四次大会时，最初提及D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述之首先提出的。固然第三次大会之后，一九二三年八月我就在《新青年》季刊上第二期做了一篇文章，其中论及领导及民权独裁。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了，谁也不去管它。彭述之虽用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来提出这领导权问题，然而他们的“功劳”，是在适应D内客观情形提及这一问题，方才得着D内高级干部之注意。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发生之后，廖仲恺被刺时，我们也发生过两种的意见：一种是主张极力的去打击右派；一种是主张不可以太过左倾。其次就是国际代表伍庭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在他回国上船之前，忽召集我们（独秀，国焘，秋白）去和孙科，邵元冲，叶楚伧一次谈话。说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D的）上，决不要三分之一以上之中央委员等等。汪精卫是左倾的，而我们偏要把他向右拉，给国民D让步。这是很错误的。三月二十号广州的事变就是这种让步中形成了。
再就是关于北伐的事。中央在上海扩大会议时（一九二六年七月），陈独秀同志有一篇文章反对北伐。反对借北伐来增加苛捐杂税，这是对的，在广州则亦大致同意；然根本反对北伐是不对的。广东同志的主张一方面扩大左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主张北伐。后来我同国焘到广州去了，我们是去开国共联席会议的（192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国共两D联席会议），结果被他们拒绝了。这次在广东，我们同延年、太雷等与鲍罗廷、伍庭康等讨论。鲍罗廷提出“社会政纲”包含土地革命问题；伍庭康主张只要民主政纲（除去土地革命）；国焘则主张一个“社会民主派政纲”。
（国焘：——别开玩笑呵！）
这不要紧，你当时的确是主张他俩的政纲应合为一，说笑话，所以说“社会民主罢了”。我当时与你同意的。土地政策是鲍罗廷先提出的。从这时起，中国革命发生了土地革命政策，发生了土地革命；但并没有了解土地革命，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五次大会前，我是主张北伐的，并且用通告的形式，通知各地应帮助北伐，使北伐成为群众的力量。北伐中以群众团体政权为号召，要求北伐胜利地域立刻实行“民权”。事实上，当时渐渐已经发生D权问题。D权运动是反蒋的，是对的；但大多数同志不知道怎样法子，怎样用群众的力量去争D权。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讲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很脆弱的，只是我可说有不同的意见的，可说我的意见是由书本上找出来的，说我没有坚决去主张。然而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它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总之，从此革命斗争形势日益严重，D内各种不同倾向，不能不分化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极明显的提出与民族资产阶级破裂的问题，使大家，使各人不能不给以明确的答案。
此后就是上海暴动的问题。这暴动的试演就是二月暴动。三月暴动的成功，亦就由于二月总罢工时的D内讨论，使大家更进一步的认识。其时对于上海之政策问题，我曾竭力反对联络虞洽卿等。然而实际上，上海暴动后的政策，始终不能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
上海暴动之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汉口的特别会议，觉得群众左了，政府右了，我们应把政府拉左些，群众坐右些（座下大笑）。这真是莫名其妙，这或者是太互辩法了。
再说到第五次大会的情形。我可以说第五次大会是接受了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决议，但它是一个形式的。在这会上的情形，表现的是我也骂人，彭述之也骂人。“我们要和气一点好吧！”五次大会后，中央没有整个的路线。鲍罗廷、鲁易与中央又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鲍罗廷向来是主张土地革命的第一人，他也是主张阻止土地革命的第一人。鲍罗廷的错误，中央是应分负其责的。因为中央实际比他还右。自从汪精卫回汉后，我D中央的政策便开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时代。汪精卫是有他的社会背景，阶级关系的。鲍说不要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所谓小资产阶级，是除买办阶级外直到乞丐都是小资产阶级。鲁易他没有告我们一定的主张，一定的方法。他仅仅接受国际的训令——他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过主要的不是在他，而在我们对实际问题不能解答。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完全与国际决议（第八次扩大会议）相反的。我们五次大会，我们觉得估量时局有不正确：在蒋叛变后，仍用蒋叛变之前七次国际议案，这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不详说，有我的报告看就知道了。关于武汉时代我不能详说，因为时间太占多了。
在湖南的马日事变后，中央秘书处满天飞，随后便是“散伙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再说我们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八七会议，我们开始正确的指出，但在组织上，我们还有许多没有深刻去了解它。
3．中国式的机会主义
中国机会主义的形式，如果将它来和俄国少数派（孟色维克主义）相对比，是很有趣的。俄国的少数派主张：“革命既为资产阶级，领导权自然属于资产阶级”。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将领导权送于资产阶级，可是它的最初表现，却是说：“革命领导权，自然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少数派一切劳工运动，革命暴动都是过程——自然的，都不能以人力去组织的。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不会组织并指导群众，但是它的最初表现，表面上的观念是一切都是D去造成的，一切都要群众去遵守它画面式的计划，政客式的谋略。俄国的少数派是以民权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以至去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中国机会主义最初的表现，却是高呼防止无产阶级的腐化，害怕工人受国民D影响而模糊了阶级意识，主张工人不要加入国民D。俄国的少数派是主张D的作用太少，要组织“无D之D”（所谓无D工人大会）方算有群众。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忽视D的作用，D与群众的关系（经过D团之作用，至今不明），但是它的表面的表现，仿佛是过于“提高D权”……完全是命令主义，D成了军官D，事事命令，暴动也好，罢工也好，一切不为群众，只要D的命令。俄国少数派是反对列宁的职业革命论的。中国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不能为革命而牺牲市侩生活，但表面上的表现，却是工人都在做革命职业家。其实是雇佣革命，例如武汉反动后，许多同志因为D不能供给他的生活费，他便离开D，退出D了；而在D内的，八七之前之后都有许多是把D的生活变为市侩生活。俄国的少数派是主张要宽容智识分子，“智识分子必定是反D爱自由”的理论，其实是给少数“书记老爷”……更大的自由。俄国少数派是重理论而轻实际的。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表面上的表现，可是太重实际，“实际”“群众工作高于一切”，谈理论者亦皆是“反D”者。俄国的少数派是主张D内的绝对民主化，反对“个人专制”、“机关专制”等的，反对民主集权制。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它的最多的表现，却是D的铁的纪律，天高皇帝远的书记老爷，变成D的化身，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D，反对纪律。总之，不要群众，不顾民众，不知群众，不管客观情形及敌人势力，一味的书生计划，政客谋略，却要群众去服从他。中国的与俄国的机会主义，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
三、盲动主义与暴动政策
1．八七会议
　　现在说到第三部，就是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的时期。大家都承认“八七”会议是本D的重要关键。如果没有“八七”会议，那么我们的D现在不知成了个什么东西。武汉失败后，“八七”会议后，D有了新的生命，虽然是“八七”会议对一切的问题还有不彻底明了的成分，但它战胜了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八七”会议后，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同志是参加的。在“八七”会议之前，已决定了三件事：а，南昌暴动；б，发表告国民D左派同志书，在这个同志书里，还说到我们的政纲；в．是七月三十一号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杀了三个工人，我们发表了宣言反抗，号召总同盟罢工。
决定暴动的前后经过及其内容，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多说。但是当时中央所决定的加深土地革命，决定四省的秋收暴动的经过，这与“八七”会议后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固然“八七”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给与一个D纲及政纲的决定，然而它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错误，是在
（1）不明白革命转变的阶段；
（2）根本在方法上不信任群众，而且离开群众，甚至阻止群众；
（3）抛弃独立性与批评性。因此，就形成了D最后的，最利害的机会主义。“八七”会议刚刚用了全D的同志注射在群众的身上，在“向着群众”的口号之下，就注意了秋收的暴动、武汉的罢工、海陆丰农民的继续斗争、指导广东武装暴动的准备、群众运动的发展等等的重要问题。固然，“八七”会议有其缺点，如：
（1）关于土地问题，在武汉政府时代，国际就有命令说：现在应当自下而上的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是说：要赞助农民自动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而革命军人及小土地主，甚至中等地主，在不可能的特殊范围内，可以不没收。这是否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呢？我的意思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种策略口号。当时武汉时代，D内对土地革命有两种意见：（1）陈独秀的意见。他说现在不应该讲土地革命，我们现在要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后，才做土地革命。鲍罗廷当然是同意这种意见的。（2）是湖南的同志如毛泽东等。他们是主张立即没收一切的土地，因为当时在湖南的农民已经自己动手了。这两种意见各走极端，而中央及国际的代表应该立即给以答复的。但给与答复了没有呢？没有的！当时我自己也有一个错误，或者不是错误而是事实。我说：必须没收土地，至少大地主的是可以没收的，可要有两个条件：а，要与湖南国民D左派群众共同去做，б，要不涉及军人的土地。当时也有其他的意见，我不必多说了。国际的决议案及命令说不没收小甚至于中地主的土地，这是一种策略，是不错误的。这是说，中国共产D这个政策告诉全国说：我们是赞助并领导你们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是如果农民自己动手去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那末，国际的决议案及命令，并非先告诉我们说，如果农民要太过火了，要抢夺中小地主的土地，你们要用法律的第几条为根据去治他们的罪，去枪毙他。并没有这样说呀！“八七”会议是继续了国际的议案及命令，然而我D是革命的领导者而非制裁革命的。如果农民的没收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土地，则按法典的第几条去制裁他，这是不对的。“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却又引起了这种“误会”。中共中央南方局等总是想法去自上而下规定多少亩土地以上的地主土地方可没收。这是一个大缺点。（2）《告国民D左派同志书》。武汉政府叛变了，我们是说明只有共产D能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共产D才能解决国民D客观上所要解决的任务。这完全是唤起左派的群众来推翻武汉反革命的政府，这是最后的尝试。南昌的暴动的确有左派的国民D参加的，贺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但是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了。这种错误是过分估量国民D“左派群众”。唤起他们来反对宁汉的反动中央，这是对的，但说国民D仍旧可以做群众暴动胜利后之政权形式，那就错了。但我如要用政客的手段，完全是利用某部分去反对某部分（军队等等），这更不对。因此，江苏省委员，国民D的D团书记王若飞同志就在这种观念之下主张国民D革命同志欢迎汪精卫。你看这如何讲得通。
（王若飞——并不是我主张的，你讲话要负责任。）
（瞿秋白——共产D在武汉驱逐汪精卫，而共产D又在江苏欢迎汪精卫，这又如何讲得下去呢？不是若飞同志主张的，这是若飞同志赞成的，他是D团的指导者！）。
这难道也是由于估量时局不正确吗？
或者有人要说，由于对国民D的政策而来的“误会”。武汉反动这是全国的失败，然而我们的D曾加入过武汉政府的，亦加入过国民D的。因此，工农群众一定要问，你们本来是在拥汪，而现在又来反汪，那么，工农的被惨杀，共产D是要负责任的。若果你要否认，那么，他定要要求我们答复的。因为这是很有理由的问题。因此，“八七”会议决定推翻国民D政府的总方针与任务，这并不是“盲动主义”的来源，若果有人说这是“盲动主义”的来源，那末，我就不明白了。
南昌的暴动还是在“八七”以前就决定了的。它是一个武装的政变，而并不是一个在街上的群众暴动。这是否与对革命的政局估量有关系呢？谁能断定说，武汉失败后，也如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一样，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动呢？假若这样，那末，就不决定暴动了，而使叶挺、贺龙的军队散在民间去了。然而革命的D不是这样的，她绝不愿轻易放弃武器的。当时决定暴动，国际也是有电赞同的。国际仅仅电讯有无胜利可能。当时事实上是否有胜利的可能呢？我们都知道，它到汕头随后方才失败的。这与秋收暴动，同有发动群众的目的。湖南的马日事变，谁都知道对D与革命有非常大的损失。当时为了D的前途起见，为了为革命找一条新的道路起见，就只有决定赞助发动“秋收暴动”。至于它的好还是坏，这已很明显的答复了。以前在国民政府时代，我们阻止暴动，而现在我们是赞助领导暴动了。所以中央始终是认为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不过如对于时局估量的不详细，及其他的错误，如：宣布什么没收什么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不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等，这都是以前受着“机会主义”的余毒。这在理论上是如此，而在事实上也是如此的。至于南昌的暴动，固然指导前敌的同志，未曾参加“八七”会议，然而如果这不是一个革命暴动的军队，而是日本或法国陆军部治下的一师人，那么师长可以回答，我未接陆军部命令，故未没收二百亩以下的田地，未坚决与张发奎破裂等，所以我们不负机会主义之责任。这是一种法令式的说法，这等于说：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关于东方决议案并未说革命前途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我现在同布哈林可以这样说，请你看罢！你以前并未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可以使它向非资本主义发展。如果如此，那末，共产国际共有六十余支部，它不能个个国家都单独的指示出来。同样，中央也不能指示你们说，你们应该在某日某时在广州暴动。D并非一副死机器。问题的重心，是在原则上，而不在小的地方。若果你是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若果国际对中国的消息很模糊，它不知道中国的工人，到底是一千万、八百万，或一百万，那末，我们就应该供给它材料，应当自己有些判断力。同样各级D部对上级D部也须如此。每个D员都是自觉的参加革命，他并不像一个简单的兵士一样，长官使他打东，他就打东。
关于“八七”会议政治纪律未取得执行的问题，也要说一说。陈独秀不服从国际的命令，不愿到莫斯科来。其余的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是中央全体。但是D并未开除他，并未个个同志惩罚。在各国的共产D对待其犯了纪律的同志，如苏联共产D对待反动派（有人说：反对派！）（瞿秋白：——反动派同反对派差不多。）他们的政治纪律是如何执行的呢？托洛斯基自一九二三年即在D内捣乱，按事实的本身，比独秀严重得万倍。但是我已屡次说过，纪律非若法典一样，他们先用宣传、训练、……等等的方法改正他，并主要的目的，使群众认识他的错误，并不认为只是几个人的事。假若我们因为陈独秀不到莫斯科来就开除他的D籍，这对于D员无多大帮助的。我以为“八七”会议后，政治纪律已经执行得很严厉了。
“八七”后，D走上了新的道路。由“八七”到十一月，是一个农民时期。当时如鄂南、鄂西、醴陵……等地都有暴动。武汉的反动，是反革命的胜利。南昌的暴动及许许多多的农民暴动，是反抗反革命。不错，反抗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失败了，而就说这是错误的。当时的形势，无论如何是要领导暴动的。当时的暴动口号，空气，自中央，自下级D部到群众都是如此。这是否是“盲动主义”。这其中有许多是各个的事实做错了，不估量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了，但不能说这都是“八七”反机会主义过甚的原故。
这又可助我们解释一切的事实。有人说在“八七”会议上面，我们放弃了工人运动斗争，而只注意农民运动斗争。这非事实。当时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是苏兆征同志所起草的。他是很具体的，也许他太多注意武汉一方面。至于他说农民暴动后，城市工人运动应该起而响应，这只是局部的而非原则上的问题。中央对秋收暴动并未决定立即推翻武汉政府，在武汉来一暴动。再则农民运动是明存在着，工人阶级对它要有一明确的态度，这是事实上的问题。凡此一切，我们以为都是为的争回以前的胜利，以上是“八七”前后的事。
湖南秋收暴动，在D的指导机关是有错误。而两湖的革命情势和经济危机，仍是继续着武汉政变以前的情势。客观情形是表现农民要起来暴动，并且D的机关是应当去领导它。湖南的所以提到夺取长沙的问题（长沙暴动的问题），是因为客观上的形势，从平、醴等处的发展，应当有如此的目标。当时省委彭公达的报告亦不确实，而且终于不去做群众工作。这是莫大错误。如果“八七”后立刻去找马日事变以来已失链锁的D部和群众，那末，一切政策的决定与实行，决不至于如此之糟。
此方区当张作霖失败退兵时，亦曾决定双十节暴动。中央对于这些行动亦认为是非多数D的策略，而是盲动主义。因为北方军阀虽在混战，但他们仍有很不小的力量，以之压迫无组织的工人暴动它是有力的。所以不顾主观客观力量乱动，便是盲动……。
其次关于国民D的问题，“八七”会议后至九月十九中央便决定变更决定。南昌暴动的革命委员会内的许多左派，已经登报声明退出。同时，特别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分子亦脱离我们。现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对国民D的估量，是不正确，特别是国民D左派视察之不正确。
至于组织上，“八七”很具体的提出D的机关工人化的口号。可是，因此引起一种反的倾向，就是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如广东各地），但这已经是以后的事。我们当时提出改造机关的口号，因为我们既没有办法进行D的工作，所以不能不吸收工人分子参加进指导机关来。可是，“八七”会议的组织问题中并没有坚决改造D的决定。
2．军阀混战与十一月会议
宁汉战争起来，更早些北京已有奉晋战争。这是中国混战的激烈时代。中央在十月十日，我D即发一宣言，提出“变军阀混战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口号。不久，中央便对于各地有所指示。指示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工农应当利用混战征取革命力量的阵地。这可以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可以是从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还可以是游击战争或简直的抗税抗租，可以是暴动。但是，宣传的目标，应当明显的指出共产D所指的道路是革命的，是武装暴动的推翻统治阶级。各地应当照着当地情形，并决定斗争的方式。例如，江、浙，当时并无总暴动的前途，最初中央便反对无锡农民攻城的建议——农民斗争剧烈而走到游击战争，我D是应当去领导的。至于上海暴动则根本上谈不到。江苏省委当时的紧急决议案，也就只指出准备的工作，指出江南的“骚扰”之可能，及江北所谓“割据”某几县之可能。过分的估量，只在认为上海这些斗争或者很快的便要转到整个的暴动。例如湖北，中央只是认为唐系军阀崩溃，两湖，尤其是湖南，将有日益造成暴动条件之可能。
十一月会议便对于暴动的概念，更加弄得清楚。其中指出必须有城市暴动——工人阶级为指导及中心，革命方能真正胜利。并指出城市暴动——总暴动之条件是：第一，统治阶级之崩溃；第二，暴动要在中间阶级的动摇时期；第三，要群众真正有了暴动的决心；第四，要有暴动的准备工作。这决议可谓反对盲动主义的开始。其次关于工人日常斗争工作的问题也有指示到，但并没有说从此就不准备暴动了。
以后D的政策，是反对军阀的内战，号召民众自己起来以阶级的斗争消灭军阀的战争。在广东尤其有切实的指示。尤其是广东，自从扩大会议后，有详明确切的指导。至于广东暴动是否就是盲动主义？是否广东暴动会有胜利的可能？自有广东代表来说。（“谁说广东暴动是盲动？”——国焘）当然，就是中国同志没有说，也有外国同志说的。（“广东暴动中央知道否？”——若飞）这里有恩来起草给广东D部要它准备暴动的文件可查。
中央十五号《通告》内有说在目前适应中国特殊的政治局面：第一，我们应号召农民起来作减租抗租运动；第二，在可能时号召工人起来罢工；第三，号召群众起来作反军阀内战的运动；第四，甚至有些地方可以暴动；第五，已暴动而存在的苏维埃区域，应扩大成割据局面。
在当时，上海有些同志用手枪强制工人罢工、强制暴动的事，中央立即制止，并指出这种错误的倾向。
亦农（罗亦农）同志曾在D内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曾领导数次暴动，但他的错误还是很多的。他现在死了。现在暴露他的错误是很难过的，但为着政治上的明白起见，就不得不说。他在湖北指导工作，估量唐生智还有两三日的寿命，甚至可以战胜南京。这是他唯一的错误。然而他制止湖北省委的盲动，这是他对的。湖北省委定期几次罢工，暴动还没有暴动成。这种指导当然是不好的。其时湖北C．Y同志，尤其有这些盲动的倾向。
其次当时广东已准备了暴动。两湖农民亦好几处爆发，占领黄安。沔阳等处都有骚动，而且有渐次扩大形势。湖南从那时唐生智军队溃散，至今蔓延十余县、二十余县的农民骚动。在北方也不能说是没有斗争，天门会、红枪会的反抗军阀也是很严重的事件。
八七会议后，D的政策改变，伤痕缓缓恢复，尤其是南方一带具有直接革命形势。当时，南昌暴动与汕头失败，张发奎军队入广东赶李济深时，中央曾有指示于广东的委员会，指明D在广东目前的任务。在广东政治上的纠纷，经济上的恐慌，工人运动的高涨，与海陆丰暴动，苏维埃政权的成功，都是客观直接革命的形势，应当加紧广州暴动的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这《通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的。广州暴动在十二月十日发生。虽然暴动的日期不是由中央决定，但实际上交通困难与客观事实，日期问题是不能由中央预定，而应在斗争的形势中决定出来。广东那时还不能打电报责问中央，说明那一天想暴动，或某日某日可以暴动。这回的暴动虽是遭了很严重的失败，但这是不是盲动主义呢？不是的。

　　那时，D里，特别在团里，发生有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的开端，如江西打电告中央预定那日大暴动之类。此外前前后后，如北方局六大区暴动计划，江苏的以上海响应无锡的计划等等，盲动主义非常利害。中央都立刻开始纠正这种倾向。

　　广东暴动的意义是开始了中国苏维埃的阶段。此后中央有各省工作的计划，特别注意说明广东暴动失败的教训，及统治阶级反动的进攻形势，有使工农运动更加艰苦而深入的可能，须为决定胜负的暴动之准备，尤其不能玩弄暴动。中央这种指示晚了些。我们工作的中心，是在大城市工人运动的斗争，与黄色职工会的斗争，并在反帝运动中吸收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及其他群众。如果说中央没有注意到群众工作，这是不对的。或者这样说，中央在省委之上，不能有更好的指导，但大的政治方向完全对的。
3．广州暴动之后
广州暴动的政治方面发生新的现象。这现象是革命上升呢？还是下降呢？这情形就各方面观察起来，好似在长期决战状态中。在各地不绝的发生新的暴动，又造有新的失败。开始“争城市的斗争”——城市中工人运动的被压迫，D与群众的隔离，都使这一任务更加加重。无产阶级的D——共产D——使用它斗争的方法，企图去摇动统治阶级的基础；同时，统治阶级亦尽力压迫赤色职工会及共产D。阶级斗争到了极激剧的时期。
D在这时期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取得群众。在武汉破坏之前，D在秘密工作中恢复了职工会与一万多的D员。就是最落后的北方，也渐渐活动起来。上海也开始自下而上的工会与D的组织群众工作。
以前D的政治教育没有充分的注意，这是很大的缺点。以前D员很少讨论政治问题。八七会议后，D尽力引导同志作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这是八七会议后的进步。
现在谈到D的组织与纪律上的问题。以前在组织上反对八七会议及不执行新政策路线的同志，最少应该给他严重处罚，以至开除D籍为止。同时用教育的方法纠正理论上的错误。当然，找小的事情攻击同志是不应该的，但组织上的纪律必须执行。不然，我们可以保证D的布尔什维克化吗？！所以十一月会议的执行D的纪律是必须的。
同志们，我们不要怕，大胆说出来。在第五次大会时，我指出彭述之同志的错误，有同志以为我攻击个人。然而，为着D，这种举动是必须的，只问他是否有这错过。有错过是否应开除！如谭平山的开除，当然是应当的。
至说改组，决定工人成分几分之几的参加，智识分子几分之几参加，这不能说是中央的机械主义。机械式的改组是各地自己引进工人之后，请他当菩萨，而不去帮助这种新的指导者。有人说工人同志不能做事，因为智识程度太低。但如果能帮助他，教育他之后，自然就不同了，如苏兆征、向忠发同志是否会在中央做菩萨呢。在组织上，广东、山东均有过错误的倾向，如山东不给十元以上工资的工人入D；广东排斥智识分子的理论；北方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等等。这些错误，不论是在指导机关或在同志之中，都是应当纠正的。忽略工人运动的倾向也许有些地方是如此。有些同志以为反帝国主义一来，又会使阶级斗争麻痹起来。这都是错误的见解，我们都应坚决的指正其错误。
最后，我可以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D主义的余毒。国民D以为打下北京，列强就会承认南京政府，革命便可告成功。共产D内的“枪杆子主义”的表现（机会主义也好，盲动主义也好），是和这一倾向有关联的。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之中，表现大多数军事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须知共产D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经“八七”后，这些幻想大致改正。并且，现在革命动力改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理论破产。但“八七”以来得相反危险倾向。“八七”后说“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放火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余毒，是有思想上的系统的，是整个人生观宇宙观，是不正确的。这种观念不高深，即平常工人农民都有的。我D缺少理论，有如布哈林和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革命的D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D，必归破产。我D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D的理论才能使D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我D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D的弱点之一。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说来一大堆，并非上半天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下半天即能肃清。D经“八七”以后虽到现在努力在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不能说，现在没有机会主义了。中央渐次肃清了少数主义、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尚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中央反盲动主义以来，现在各处D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昨天布哈林同志说D天天要暴动暴动，全D变成傻瓜D了。这点请布哈林同志放心，一到大会，一切的傻瓜不知怎的都变成不傻了！
四、革命形势
第四部分讲到中国革命现在的形势。这次大会主要任务，是反机会主义余毒之盲动主义斗争。可惜这次大会继续五次大会之后，五次大会未开始反机会主义斗争。“八七”前许多问题，说来占时候多，为节省时间起见，在讨论时多提书面意见。关于武汉时期分析，马日事变分析，不重说，有书面报告。我很快的进到第四部分的报告。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现在进展形势，究竟革命潮流向下低或是向上涨更或是已达高潮。根据问题解决的总方针，首先应说明广州暴动后应注意经过国民D进到苏维埃的新阶段。究竟进到苏维埃阶段，是不是革命新阶段基础上发展呢？这点须特别指明，必定要特别指明，不然，会发生错误观念。第二个问题就是革命高涨或低落是什么意义？这个问题说明究竟是不是革命在客观上缓慢的向上发展？在客观上敌人能不能有立宪会议或改良主义的出路，来取消革命，消灭革命的基础呢？一定要说明这二个问题，才可以明确的估量。是不是中国革命还没有大的高潮，如五卅、省港罢工时期的高潮呢？或者像布哈林同志所说，现时全国没有广东省广州暴动前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后，一星期或一二天可以暴动呢？如果没有革命高潮，很高的潮流，结论是不是下降？是不是有新的潮流来？单解决一问题，就是有没有高潮或将近高潮，是不够的；必须要三个问题：广州暴动后革命是否已进到新的阶段，客观上高潮是否可能？现时是不是高潮？或是现时比较低潮？这三个问题共同一块说明。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说过。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的中国政治情形。当武汉反革命政变到广州暴动期间，武汉反共，我们争领导权失败，一直到广州暴动失败，是不是群众离开共产D？是不是群众在政治上不信仰共产D？是不是群众有立宪会议、改良主义的幻想？就是说除了革命以外有其他的方法呢？武汉反动到广州暴动失败，群众散漫，主观与客观形势使革命形势重新整理。从前试一试反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几次都遭失败，证明敌人力量比我们大。但广州暴动失败后，客观形势使革命方面更认真积聚自己力量，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广州暴动虽失败，但有几个特点：
（一）广州暴动之失败不是全国的失败，非如各处罢工、示威，经半年、一年之久而以广州暴动失败为结束；或为全国中心之失败，如在柏林，巴黎，严重失败决定将来命运。广州失败，不是如此。武汉反动后与广州暴动失败后，群众情绪比较怎样？广州暴动失败有没有像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失败呢？没有，是绝对没有。
（二）是不是像一八四八年巴黎失败、柏林失败，农民离开工人，因农民停止革命而失败，或失败后农民离开革命？广州暴动失败后，农民亦有此现象没有？没有的，且适得其反，苏维埃旗帜飘扬于穷乡僻壤，农民更自觉地与不自觉地参加革命。固然这不能说是革命高潮，但亦是新高潮的象征。
（三）广州暴动失败给整个军事经验，与上海三次暴动不同。上海暴动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守中立，打奉军和鲁军。广州暴动是在国民D完全叛变后，要推翻国民D统治的暴动，在军事技术和D的准备都是第一次事。经过失败，使D得无限经验，尤其是工农与兵士的联合，证明新的巷战战术中革命势力是可以胜利。一八四八年巴黎暴动，是旧的巷战战术之结束，世界史最后一次的旧战术的失败。广州暴动，工人有大炮不会开，有机关枪不会打。武器拿到手里不会开，怎样去打敌人？但是他能得着兵士的帮助。这是全国的新的经验。它将成为全国模范。（四）广州暴动失败后，是不是全国有经济兴旺的前途？不是的。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无论经济、政治、工业的恐慌，没有可以改良。这与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暴动失败后情形不同。一八四八——四九工业兴旺，一般经济改善，脱离危机。在中国情形如何？看全国除满洲以外，全国处在经济恐慌中。在满洲张作霖同地主、豪绅还可能出资本建立奉海铁路。五月初，大连豆饼出口数量增加。这样满洲之经济当可维持，但财政紊乱，奉票跌价，小资产阶级破产。除满洲外，其他各地，在工业方面，长江流域重工业完全停顿：汉冶萍煤铁公司久已亏本停顿工作，减工；汉阳兵工厂，因原资本缺少，工人减少很多，单是我们被开除八百——一千。大家知道，兵工厂工人技术非常高，不易得到，近年大批开除工人，使生产减低。同时，他们没有材料。此外，大冶矿产大多停顿，三万工人减至一万人。及各地重工业有什么东西？实没有什么，当然广东机器工厂非重工业，自罢工以来，停闭八月之久。
纱业在汉口于武汉时期，即发生危机，许多厂停工。等到唐生智倒台，长江交通恢复，稍有起色，像一个人受重伤大病后，忽然胃口好一点，要多吃东西，但病的根源未好。所以有人说最近武汉纱业增加纱锭及机器。其实因一切机器破坏，因而买大批机器来补充。上海纱业无统计材料，只去年九月到十二月纱业有很大危机，现在和缓些，而中日资本家冲突很利害，市场减低，危机正待爆发。上海织丝厂一大半关门，市政府提向南京政府请求帮助，亦无办法。香烟工业在反帝高涨时，抵制外货，南洋太烟草公司销路大广。现在不同，与外资烟厂冲突甚烈。糖业也大低落，南中国香港等地，糖业衰弱更厉害。豆业在满洲出口虽增加，而主产是并不增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中国资本的工业大的衰落，英国资本缺乏，只日本资本较好。再讲到交通。京汉路欠薪九月未发；津浦、京奉等路亦同样欠薪；只沪杭、沪宁是“天堂福地”。国内战争停后，交通比较活动，但是交通依市场而兴衰。关于市场只要看日本对中国输入的低落，便可以证明中国购买力是日益低落：
日本对中国输入，逐年减低，受抵制日货影响尚少。看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高涨，长江农民参加革命运动，受战争的损失，使民众的购买力一年减少一年。其他各国除美国增加甚慢外，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货物一年减低一年，从香港到输入中国货，百分数一年比一年减少：
所以这样降低，固然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的全国反英运动，有一部分成效，而民众的购买力减少，商业衰落是根本原因。再则关于财政统计材料少，但只要问各地来的同志用什么钱，不难了解大概情况。全国除江、浙外，无论广州、两湖、奉天，市上通用的不是无价值的纸币，即是跌的纸币，或是国库券、二五库券。看去年武汉国库券、中央票，从几天内从五角减到四角、三角，价值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各地的财政恐慌，几乎影响到上海。南京政府铸的总理币，在云南、广西、福建不能通行。外埠来上海运现钱，他们还不要总理币，愿用袁老头钱。固然上海市面上“总理”比“袁世凯”便宜。这在上海虽只有两礼拜的金融动摇，但很可表明全国财政概况。军阀们统治的各省，财政都是他们的大问题。反面看军阀制下的兵变，也许是无领导的，不自觉的，无革命意义的；但在客观上表示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无力维持，无力解决其矛盾。南京政府的官员有一时期发半薪，冯玉祥军队一年未给饷，只有吃饭。虽然今年在南部农业收成好一点，但在反动高潮下，地主会想：“武汉时期，这般农匪把我游街，戴高帽子，现在武汉倒台，我们要算总账。”江苏在去年比如借一担米，价值十六元，今年因收成好，每担值四元，那今年要还四担。这把豪绅、资产阶级的乱刮削农民、工人更加厉害。固然，我们非精确统计材料，然大体上已看出经济恐慌的情形。经济发展的趋势，决非兴旺的上升，而是日益低落的。况且，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虽然世界经济自大战后有暂时稳定，但不能与一八四八年后资本主义初期有新的发展可比。从五卅运动到广州暴动，革命经过大高潮，亦经过大失败，但革命在客观上是向上形势。广州暴动失败后，当然没有高潮，决不能失败后明天又来一暴动。敌人虽被农民游击队的打击，自然也还不能说是高潮。但是只知中间时期，不知新的高潮之来到，把上面说的高潮可能与高潮象征，新的苏维埃阶段，完全轻视。只说无高潮，结果是发生怀疑。在政治方面，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是统一？是不是能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帝国主义不放任中国统一。客观上形势，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瓜分中国，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看日本在北方的侵略，英国在南方的优势。瓜分会使军事冲突，现在他们拿去军阀做工具，来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对豪绅、资产阶级，利用军阀斗争，利用地方性。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与豪绅、地主有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极弱，但倾向中国统一。蒋介石在广州暴动失败后，知道豪绅、资产阶级无肯捧台，所以提出出师北伐。完成北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想以外交手腕，打倒北京统一中国后，再与帝国主义讨论。但是帝国主义说南京政府虽有，唯不能统一。西山派要人张继常常说：“只怪自己不好，自己要争气，打下北京，再来对外”。最近北伐完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说什么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同时必说努力肃清共产D，否则无颜面见帝国主义。京、津《太晤士报》登载主张中央政府应在北京，因津奉路有辛丑条约保护外人安全，且北京气候适于外人居住。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真让步，他们正要利用这个东西。所谓国民政府从反北京政府的武汉政府变到蒋介石式的南京政府，列强却还要从南京政府变成北京政府一样的东西。什么关税自主，都不要提出来；什么取消不平等条约，根本不要真正提出。那时，国民D政府或者会被承认。统一中国呢？难道打下了北京就能统一吗？从打下北京起，张学良与张作相争关外督办，阎锡山与冯玉祥争津、京、海口，白崇禧从河南抢徐州，蒋介石辞职。现在把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放在一块，真能组织成统一政府吗？帝国主义找地方性的资产阶级给以一部分的利益及工具，最近上海公共租界增华董三人，从五卅起到现在方得到。英国洋大人说以前中国人像疯狗似的，所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公园，现在狗虽然不得入公园，华人可入，真的啊！中国人到在帝国主义眼中看来，已比狗高一等了，比疯狗驯服些！！日本于济南事件（1928年日本出兵济南屠杀军民“五三”惨案）后，占领胶济路全部及济南等地，为的要勾结贿买中国资产阶级。它宣言日本所占区域，中国政府之税捐一律废除。日、英帝国主义不但要将南京政府成北京化，而且要竭力把中国全部领土变成南满洲和印度啊。南满铁路车上买小瓶茶要一角钱，卖茶亦是南满铁路会社专利。铁路两旁的苹果都是铁路公司所植的，南满洲的经济又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固然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冲突现象仍是存在的，革命新的高潮的来到，必须准备着帝国主义列强要更残暴的联合一致来反对革命，但是对中国侵略一天比一天厉害。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是要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农民要土地，兵士要土地，土地革命正是现在革命的主要社会内容。俄国革命（一九〇五）英勇的十二月暴动失败后，俄皇取改良办法：
（一）立宪政策，召集国民会议，安慰一般小资产阶级。
（二）斯托雷平政策，将一部分土地经过银行卖给农民，它使农民赞成守秩序，而不要革命。
中国的土豪、劣绅，则不能自己牺牲些封建特权。资产阶级亦不愿解决土地问题。革命虽受广州暴动的失败的打击进于长期的鏖战，我们本身的力量比敌人弱，受着大的打击，但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如果不上升，怎么我们可以说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呢。
总之，革命形势的答案应当是如此：
（一）广州暴动开始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的阶段。
（二）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是向上涨而非低落，亦非停滞。
（三）现在革命的高潮还没有，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

五、D的任务
这里我们应当讲到目前我们的任务：
（一）我们要准备总暴动方针，但这并不是说“明天”我们就要暴动了。这一个意见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我们就已经这样指明了。至于如布哈林同志所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要决定，今年秋天的时候，要举行总暴动。”这是很明显的，这一次会不能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
大家都同意于这样的一个意见：现在在大城市之中，虽然群众的运动又有重兴的现象，但这仅仅是刚才开始，没有把握说它能“即刻”成为“高潮”的前途。这正是因为中国的不平衡的特点。这一个特点，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中国经济状态的表现，中国经济的状态，只以金融的情形来看就很明显，没有一张纸币能走遍全国，各自有各自的地域。不仅如此，就是现洋也是不划一的。上海的“中山”币曾经受到这种待遇——比“袁世凯”更贱些。因为在汇兑上的关系，外路客商在钱庄银行调款子的时候，他们不信任“中山”银币。再如果我们拿一块大洋从上海带到满洲或北京换成铜元，又从北京带到武汉兑换银币，再从武汉到别的地方轮流转辗的兑换，换到后来在我们手里的就剩得不多了，或者没有什么了。这一块钱就一无价值的消失了。这种经济发展程度的现象很可以给中国“不平衡”的状态以确当的解释。资本主义是能在不平衡的情形之中发展的，因此也没有谁说过世界革命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可以同时起来。中国的经济不平衡的情形，好如整个的欧洲，譬如从比利时到巴黎，比之于由从北方到上海或到四川要容易得多。这种条件各不相同的状况，不能如此规定：“今年秋收时全国都要举行总暴动”。这种话中国同志是没有这种意见，是不是有哪一个俄国同志说的尚不知道。
第二我们要说到我们的中心工作问题。在说这一个问题之前，要先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既不能说秋收时一定要暴动，也不能说秋收时一定不要暴动。可以肯定的说的是不可规定秋收时全国都要总暴动，但在不平衡的状态之下，或许某几县亦许要暴动的。我们过去已经上了当，如关于在策略上说了暂时不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于是就不去帮助农民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并且还去阻止了这种斗争，因为国际并没有规定没收小地主的问题。可是到国际代表到武汉的时候，又说这是不对的。所以秋收暴动的主张，不可以的仍依前例的解释起来，那就会变成了如果湖南某县农民今年秋收时要暴动（游击抗租），那么，那地的同志亦许会对农民说：“不许暴动，因为这是国际的命令，我亲耳听见布哈林说的。”这也可以拿来解释总暴动方针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决定总暴动方针这个问题即是直接暴动，同样也不是说既不是直接暴动，就一动也不动。总之，我们在新的高潮之前，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
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八七”会议之前我们是背向着群众的，“八七”会议之后才转到群众一方面来。现在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去。
在工人群众之中，我们要用新的方式去团聚组织群众。在以前，武汉刚反动之后，上海四月事件之后，我们是用上海总工会及湖北总工会的名义，作为直接的反抗运动，在那时候是对的。在那时候，工人在那时候知道上海总工会是我们——共产D，知道湖北总工会，知道向忠发——共产D员。他们要我们的答复；我们答复他们“要反抗”，在上海应在总工会旗帜之下。现在，这个时期过去了。现在，因为过去工作的关系，再拿这样的名义为号召，就等于用共产D的名义，因此D与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固然我们不是要取消上总或其他的名义与组织，但在另一方面，工作方法上，再不能用什么特派员、组织员等，而要组织新的各个工厂支部，在这些新的基础之上，从下面建设起新的真正的是群众的组织——上海总工会，湖北总工会……等等。要想法子于很小的微细的事情上，为了打人，为要开水吃，为扣了一毛钱的工资，为了……工人群众最切身的问题，去引起群众到争斗里面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国民D的政权。从最日常的争斗之中领导他们到政治的经济的大的斗争之中来，要求自由与组织的公开，以此种种团聚工人群众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来能争取获得广大的群众，这是走向总暴动，准备总暴动的最主要的工作。
对于农民群众，中央对北方局的文件中，曾经指明过。不可以抗租与抗税相对立，如北方红枪会与天门会之中有一部分是主张租是抗不得而只抗税，更右的主张是抗苛捐杂税而不抗正税。我们对这些运动是应当赞助的，决不应当说这不是土地革命我们便不来。而应当去领导他们到土地革命方面来，应当使这些群众明确的知道我们的口号。主要的，我们在目前革命的性质上讲，是领导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可是我们同时要组织雇农、贫农，不可以预先恐惧及怕得罪了富农，不然将要如像武汉时代，以及以前与国民D合作时代的同样的错误——阻止群众——政策。可是我们也不是向另一极端。我们要指出农民的平分一切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更明确些说是理想的资本主义的。我们要赞助游民、失业的农民的无情的、彻底的、暴烈的破坏封建的斗争，但是我们不可以变成了它。我们要仍旧是我们。如其在政治上允许讲这样一个名词——“平产D”，那么我们可以说“共产D”可以与“平产D”联合，可是不是要我们成了他们的尾巴，而是要我们成为他们的领导。我们不摇动我们对目前革命最主要的目标——地主阶级，封建制度——的视线。至于土地问题，在上面我们已经很明显的讲出来了。我们的D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因此他在湖南反对“八七”会议的决定。最近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通告上又说到这一点（土地D纲草案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不过对这草案，我没有功夫详细写我所早已有的意见，这次大会上要决定）。我不同意而将它修改了。在我们的D里面，对于土地问题的见解，一切的倾向都有——左倾的或是右倾的，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已有了几个苏维埃区域，是不是可以说已是革命的高涨呢？是不是就能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呢？不是的也不能的，也还不是全国政权的建设。并且我们应该指出来，它们不能单独的保存，它们必须要向外发展。在不可能的状态的时候，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引起周围的其他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的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即“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城市的工人阶级要在这些争斗中，用自己的领导力量，运用这些机会来建设红军，助我们来完成革命——领导农民完成土地革命。这些红军应该使她发展，或者在不得已的时候就向别处移动。这许多，在地方工作中采用了中央的政策或许仍然是会失败的。况且海陆丰是没有照中央指示，于是来批评中央这一点没有具体写或是那一点没有具体写。是的！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既然是一个共产D员，就应该有他自己的认识。我们在农民运动中，最低限度都要使各省都有广大的宣传。这当然不能说，我们要每县、每乡都派人去领导，然后能说是我们的领导，而且这所派的人一定要姓共名产的去指导，才能说是我们的领导。这当然不是的。而是我们的政治宣传，能够引起农民，作为他们的思想。总之，我们在土地革命之中，告诉农民土地革命如何才能达社会主义。我们要去参加一切甚至和平的农民的斗争，去领导他们，但是要在运动中去批评指导他们，不要跟了农民的尾巴跑。不然，这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是农民的意识了。
反帝国主义——在新式的方式之下，又重新的抬起头来。小资产阶级已经有些起来，他们正在脱离国民D的领导。在这次济南事件之中，反日运动委员会里很可以看得出来。国民D是禁止这种运动的，他们下训令说要依据“国府”五月八日的通令，停止反日运动。在这样的反日运动之中，我们应当参加而去领导他们。中央已有通告，现在当然不是如五卅的情形了，没有那样广大的群众的联合战线。然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应当有更大的作用。再则，如果那时是反帝国主义作为导线以引起高潮，现在则具体的可以从反对军阀而直接引起，这是劳工的主力之大。中国尚没有过直接的真正主张反军阀的运动，除了“二七”（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那是工人运动的开始，偏于经济的要求，而没有领导农民。一直到上海的三次暴动尚是如此，与国民D军队共同反对北洋军阀而已。现在则将与过去的反军阀的形式不同了。以前的反军阀只是用爱国的口号，因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反对他。现在将不一定是以爱国的口号来引起反军阀，而直接对军阀本身的制度了。布哈林同志在昨天的报告中曾说到将来如何发起高潮的问题。我想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是新的方式。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我们应该去领导，并且我们要去直接的反对军阀，就农民的抗捐，抗税，军队为了欠饷而哗变，小商人的抗捐等等。许多的矛盾在革命之中暴露出来，战争，罢工，封锁，使经济恐慌或者是混战。小商人，兵士，农民，反对军阀，一直到要与他们争政权，这是高潮的火药线，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在D的组织上——要使D在思想上，策略上，有很明显的、很确定的、布尔什维克的、切于事实的对革命的估量。对于各种任务的决定，工农的日常斗争、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等等，要知道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此其一。要知道客观上，革命是在往上升（如果你们不愿意说高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此其二。要知道革命力量还很大，高潮还没有，不能过早的大发动，应当准备，认真的准备，认真的征取广大的群众，以备快到来的新的高潮不使我们陷于无准备的状态之中，此其三。再者，要知道现在已经有许多地方，农民的革命区域已经建立，工人阶级对这现象，——高潮的预兆，全国苏维埃的雏形——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以至一省至几省之胜利之政策，此其四。这四点是我们的总方针。总之，新的阶段与客观革命上升的形势，使我们要急速征取群众，以一切准备总暴动。一切的工作组织方式，不能和前相同。
就是妇女问题，现在也不能如以前一样，只是弄些妇女协会，打打通电。现在女工和童工成为很大的问题。在殖民地用刮削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是最利害的手段。妇女问题现在不是讲笑话，而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女工，如何去领导她们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得到她们的解放。要能够真正的做工作。
在大会之前还有许多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绝对的民主主义……等等各个的错误，这是要用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来解决它们。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使组织方面的问题，不要使它偏激的向于一个任何方面。
组织上的技术工作，秘密工作，也成为我们的严重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工作“美国主义化”，很精密，不要如过去一样忙得起居不安，但是工作上仍不能按时候，没有秩序。
我们今后的工作：
（一）在政治的路线上，要有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二）在组织上要有“美国主义化”的秩序，迅速整齐的精神。
（三）从小小的技术工作起一直到整个的政策问题，都要好好的做。
最后我有一个声明，就是我的报告，不能占更多时间，马日事变，武汉时期，未重复说及，因我的书面报告已有。对这些问题，本应个个讨论，为节省时间起见，只好写封书面报告，在特种委员中讨论。对过去事件，不要化很多时间，多注意革命形势，如何去准备暴动，去征取群众，怎样组织工人武装，领导农民斗争，领导工人斗争。关于过去的事，或者说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作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